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明朝有个大臣叫茹太素，一次，给朱元璋写了17000多字的奏折，16500字以后才讲到本题，真正建议朝廷办五件事总共不到500字。于是，龙颜大怒，责令把茹太素狠打一顿，此后冗长公文大为减少。这个“茹太素挨揍”的故事耐人寻味，是对当今那些热衷搞文牍主义官僚作风的最好讽刺，也对拒绝形式主义、切实改进文风有借鉴意义。

如今在一些地方和部门，“茹太素”式的人物依然存在，文牍习气的表现五花八门：有的脱离实际，不深入基层，安于做思想懒汉，惯于照猫画虎；有的满足于在办公室里冥思苦想，闭门造车，整天把精力和时间放在文牍案卷上，大搞“纸上谈兵”；有的在电脑上埋头码字，寻章摘句，东拼西凑，力求把材料写得辞藻华丽，押韵合辙；还有的挖空心思整材料，欲以材料“取胜”，用材料“说话”，拿材料“邀功”。应该说，重视材料总结并无不可，许多时候，掌握素材、形成资料的过程，也是总结思考的过程。但如果把材料看得比实干还重要，甚至“兵马”未动，“材料”先行，讲经验头头是道，讲成绩天花乱坠，讲前景一片光明，却看不到工作中的问题，掩饰和遮蔽了潜在矛盾。“茹太素”们一门心思写注水“政绩材料”，应付上级考核，吸引领导关注，从而博取虚名。这就成了典型的形式主义，暴露出的是作风的虚浮，非但不能给地方发展、民生福祉带来任何益处，还会挫伤人们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1992年，在深圳国贸大厦53层，邓小平同志指着窗外鳞次栉比的繁荣景象感慨道，深圳发展这么快，是靠实干干出来的，不是靠讲话讲出来的，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我们共产党人谋事创业，应出实打实的政绩，而不是采华名、兴伪事、造虚绩。

“文牍主义”说白了就八个字：效率低下，不干实事。因此，必须向“文牍主义”持续亮剑，刹住文牍恶习，让“茹太素”们的那些像懒婆娘裹脚布——又长又臭之文没有市场，就是要敢于向脱离实际的所谓报告、总结等“材料政绩”说“不”。同时，治理“材料政绩”这一高高在上、脱离实际的文牍习气，力戒形式主义，需要在制度设计上下功夫，剔除“单靠数字说话”“表面文章”“靠办公室决策”等不良作风，提倡实干出政绩，提高党员干部自我防范“四风”问题的能力。一些基层干部主观上认为材料写好了、上面验收了，工作就算做好了。有的视总结材料为论功行赏的机遇，有的为明显存在的问题罗织借口，还有的言之无物，制造词不达意的“花架子”。诸如此类看似有模有样的总结，只是抄文件、堆数字、列表格，以材料替代结果，不能实事求是地分析和总结工作，一味追求“材料政绩”，往往容易陷入形式主义的窠臼，更会滑入“泡沫政绩”乃至弄虚作假的泥淖。既要做显功，更要做潜功，事实证明，挽起袖子加油干，立足基层求实效，才是至为关键。谋事创业是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优良品格，政绩应是靠奋力拼搏出来的，而不是通过“笔下生花”的手段能取得的。因此，在做显功的同时，更要以久久为功的精神做潜功。

“文牍主义”也是一种形式主义、官僚作风新表现，其背后是初心淡漠，更谈不上对党忠诚、心系人民，反映的是政治生态恶化和政治文化消极，实质是党性出了问题。“注重工作实效”“真刀真枪干一场”的实干精神，依然是我们必不可少的“法宝”。因此，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应带头发挥示范作用，讲话不长篇大论，不照本宣科，写文章直奔主题，言简意赅。同时对那种热衷作秀的苗头坚决按住，切实改进文风，坚决杜绝写文件机械照搬照抄、出台制度规定“依葫芦画瓢”、不做调查研究、抄袭拼凑的文赎不良习气。必须警惕把时间和精力放在“美化材料”上，所发文件都应来自深入的调查研究，针对新问题，提出新见解，给出新方法，真正摒弃“文牍主义”，方能带动文风鲜活起来，促使优良作风发扬光大。

新故相推舒画卷，丹青妙手向翠峰。一切美好的蓝图都是一招一式干出来的，在爬坡过坎的征途上，那些自吹自擂的“孔雀”式干部，只图形式不干活的“摆拍”式干部，岂能赢得人心。山鸡不会因为背上插上了几根五彩斑斓的羽毛就变成孔雀，作为党员干部唯有奋发有为，拿出真抓的实劲、善抓的巧劲、敢抓的狠劲、常抓的韧劲，把全副精力放在为民办实事上，用实干挺举发展，以真诚书写忠诚，方能与梦想渐行渐近，更好地担负起新时代赋予的新使命。 焦豫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