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湘东说：“这是来干吗呀？”

胖子居然也“呸”了一声，说：“还能干吗，打白条来了。”

不等杜湘东再问，他就喋喋不休起来：厂子一直受困于经营不善、市场疲软等问题，如今外面的架子虽然未甚倒，但内囊早已尽了。尤其这两年，原先那些福利全免，工资也只能发一半，更要命的是退休职工医药费都报销不出来了，只能先让本人垫付，再由厂里打个条子，意思是欠着。可是厂里能欠着工人的，工人却不能欠着医院的，曾经有人把条子拿过去充账，人家根本不认。也集体找上面反映过好几回，前一阵总算有了说法，所有欠款将预支一笔专款结清，于是大家翘首以盼，盼来的却是厂长和书记亲自登门，一边继续打白条，一边鼓励大家发扬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精神，“再忍忍，忍忍就好了。”

“再忍忍就死啦，人一死，他们丫的倒是好了。”说到这里，胖子终于重新站队，大张旗鼓地帮着工人声讨起领导来。可惜面前只有杜湘东一个听众，他的正义感无法得到广泛的呼应。而这的确是以前从未听说过也从未想到过的情况。就连杜湘东这代人，都认为一旦进了国家单位，生老病死都有国家兜着——敢情国家也有兜不住的时候。那么作为一个重病号、老病号，姚斌彬他妈承受的经济负担可想而知。俩孩子外加一个女人的收入，大概仅够维持生活的，要看病就得靠外快贴补，外快不让赚就只能铤而走险了。一条逻辑线索在杜湘东心里清晰了起来。

上楼之前，他多问了一句：“对了，刚才那辆车就是姚斌彬和许文革的……赃物吗？”

“那可不，厂里哪儿还有第二辆皇冠。”胖子说。

“不是说效益不好吗？”

“这情况就更复杂了。车本来是机关里一个副局长的专车，放在厂里是要换几个零件，结果出了那档子事儿，被警察暂时扣下了。人家倒好，等不及，直接又配了一辆‘公爵’，也是日本原装，这辆皇冠就作价卖给我们厂了。上级压下来，不买都不行。买了又不能浪费，哪怕天天挨骂，厂长也只能坐着……没准工人的医疗费就是被挪用到这辆车上了。”胖子说完，对这个复杂的情况进行了简要的总结，“操。”

杜湘东默默离开，顺着楼梯往上爬。他的脚步益发缓慢，等站在姚斌彬家门口，几乎踟蹰着不敢进去了。他不忍心面对刚被公家打了欠条的女人的脸。门没关，从布帘子底下看过去，姚斌彬他妈似乎正坐在桌前，右腿放任自流地歪向一边。喘了口气，杜湘东终于还是走了进去，挤出一个久别重逢的微笑，叫了声“崔阿姨”。

姚斌彬他妈一颤，以一个中风患者所能达到的最快的速度，把桌面上的一叠白纸拢起来。那就是厂里的欠款证明了吧，一定还盖着堂皇的大红公章。杜湘东感到自己这么看着她，显得有点儿冷酷。于是他又踅摸起了家里积攒下来的活计：站立器有个橡胶扶手掉了，台灯的灯泡憋了，水壶里积了厚厚一层水碱……等一口气把活儿干完，桌面早已空空荡荡，姚斌彬他妈还像雕像似的坐在桌前。

杜湘东讪讪的，又要出去做饭，姚斌彬他妈却头也不扭地说：“你也知道了吧。”

说的就是欠条的事儿。杜湘东回答：“知道了。刚才还在楼下碰见厂长书记了。”

姚斌彬他妈叹了口气：“其实也不是存心想瞒着你，而是不想让你知道，姚斌彬和许文革偷东西、从看守所逃跑……都是为了我。”她喉头一抖，带出了哭腔，再看脸上，眼里亮闪闪的，似乎又要落泪。

杜湘东僵立着，半晌说出一句确实让自己倍感冷酷的话：“我是个警察，只管人犯没犯罪。至于为什么犯罪，我就是想管也管不了。”

姚斌彬他妈沉默半晌，然后说：“杜管教，你是个好警察。”

这已经是第三次有人说他“好”了。但他这个“好”警察此刻的所作所为，都是在弥补一个对于他这种职业而言不可原谅的错误。到底什么算“好”，什么算“坏”呢？杜湘东第一次意识到，在那些截然相反的概念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复杂的中间地带，而他和姚斌彬、许文革都被困在那里，似乎永远不能上岸了。这种处境几乎是令人绝望的。

他发呆，对面的女人也发呆。过了好久，杜湘东又听见姚斌彬他妈说：“你是带着任务来的，这我知道。但我没法儿帮你完成任务，以后就别为我耽误工夫了。”

杜湘东笑了：“任务不任务的倒在其次。我来，就是想跟您说会儿话。”

姚斌彬他妈也笑了：“那就说会儿吧。人总得说话，不说太憋得慌。”

随后，女人言语绵密，好像从记忆里撤出了一根线头，一件事儿连着另一件。过去总说姚斌彬，今天她却说到了许文革，说到了许文革的身世。许文革他爸也是一名维修工，还是一名政治积极分子。那年头人们说积极也都积极，但或者是顺着集体惯性，或者是揣着点儿个人目的，偏他和众人不同，积极得十分虔诚。除了会上喊口号，他还自学马列，读的是中央编译局的汉译全本。工人文化低，有不明白的，总去请教一个上过“辅仁”的老工程师，也就是姚斌彬他姥爷。经过学习，他懂得了工人阶级挣脱的只是锁链，懂得了劳动必将成为人类的内在需要，也懂得了在首都北京建设工厂，不仅是为了带动全国工业大生产，更是为了在遥远的未来实现共产主义。所以当前全国劳模、那位老工程师被定性为本厂的“走资派”时，带头批判他的维修工当众痛哭流涕。他哭是因为惋惜：这个给他讲解过“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之区别的人，怎么就糊里糊涂地站到历史潮流的反面去了呢？可见自我改造和不断革命有多么重要。在此后的那些年里，维修工更加真挚地积极着，上面提倡劳动竞赛他就加班，上面号召支援三线他就捐工资，上面鼓励造反他就自告奋勇组建了战斗队。然而当激情的年头过去，上面又要整顿秩序了，责任又被一股脑儿算在了他的头上。因为并没有真打死过人，所以处理还算轻的，无非也就是写检讨和“夹着尾巴做人”，但维修工想不通，不通则痛，越心痛，就越深陷于周而复始的自我折磨。终于有一天，厂里人发现他把自己吊在了车间的钢梁上。按当时的逻辑，这就算畏罪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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