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话，一个人，一段历史，一束思想，一种文化，一个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源泉。

—— 《廉语金典》

第四，在外交策略上，尊王攘夷，会盟诸侯。齐国出现繁荣局面后，齐桓公对管仲说：“现在咱们国富民强，可以会盟诸侯了吧？”管仲谏阻道：“当今诸侯，强于齐者甚众，南有荆楚，西有秦晋，然而他们自呈其雄，不知尊奉周王，所以不能称霸。周王室虽已衰微，但仍是天下共主。东迁以来，诸侯不去朝拜，不知君父。您要是以尊王攘夷相号召，海内诸侯必然望风归附。”所谓“尊王”，就是继续维护周王朝的宗法制度。所谓“攘夷”，即抵御戎、狄和楚国对中原的侵扰。这里有几件事：一是北伐救燕。周惠王十四年（公元前664年），山戎统兵万骑攻打燕国，燕庄公告急于齐桓公。齐桓公听从管仲意见，举兵救燕。山戎首领带着残兵败将逃入孤竹国（今河北西北部）。齐军兵围孤竹国，孤竹国国君死于乱军之中。齐桓公灭了孤竹，辟地500里，悉数赔给了燕庄公，并把战利品也送给鲁国一些，陈列在周王庙里。二是西救邢卫。当时西北方的狄人也起兵进攻邢国（今河北邢台）。管仲向齐桓公说：“戎狄性情十分残暴，贪得无厌。诸夏各国都是亲戚，彼此关心，一国有难，大家都应相助，不能袖手不理。”齐桓公就派兵救下邢国，最后干脆帮助邢国把都城迁到靠近齐国的夷仪（今山东聊城西南）。不久狄人又进攻卫国，卫懿公被杀。管仲又派人带五百乘车马和三千名甲士来支援卫国，打胜后，又给卫国新君带来乘马祭服，给卫君夫人带来乘车锦帛和牛羊猪狗鸡等，还帮助修建宫殿。邢、卫两国感恩戴德，其他各国看在眼里，服在心里。三是南下救郑。公元前659年，楚国再次出兵救郑国。齐国组织鲁、宋、陈、卫等八国联军，首先一举灭蔡，接着直指楚国，楚王在大军压境的形势下，不得不与齐桓公结盟。四是东向安鲁。公元前662年，鲁国内乱，鲁僖公即位。为了巩固君位，僖公求助齐国，齐国与其会盟于落姑，从此鲁国也安定下来。随着齐国南征北战、东攻西伐，恩德布于天下，威名播于诸侯，渐渐地，各国也都开始认齐国当“大哥大”。在这个过程中，齐国先后多次大会诸侯。公元前667年冬，齐桓公曾召集8个国家，在宋国的幽会盟。周天子派代表向齐桓公授予候伯的头衔，从此齐桓公便成了名副其实的霸主。公元前651年，周惠王去世，齐桓公会同各诸侯国拥立太子郑为天子，这就是周襄王。周襄王即位后，命大臣宰孔赐给齐桓公文物胙、彤弓矢和大辂等奖赏，以表彰其功。齐桓公召集各路诸侯大会于蔡丘（今河南兰考、民权县境），就是要当着大家的面举行受赐典礼。典礼上，宰孔传周襄王之命，因齐桓公德高望重，不必下拜。管仲从旁进言道：“周王虽然谦让，臣子却不可不敬。”齐桓公于是答道：“小白不敢尔，天威在颜咫尺。小白敢贪王命而废臣职吗？”说罢疾走下阶，再拜稽首，然后登堂受胙。众诸侯皆叹服齐君有礼。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蔡丘之盟”。至此，经过近30年的苦心经营，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先后主持了三次武装会盟、六次和平会盟，史称“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齐桓公成为公认的霸主，齐国霸业达到顶峰。

第五，在文化战略上，树立“礼义廉耻”的核心价值观。称霸之后怎么办？这是个至关重要的大问题。我个人理解，管仲的大盘子应当是“强国与称霸良性循环”“物质与精神一体建设”“德治与法治并行推进”，这几方面每一块既不可过分突出，更不可有所偏废。管仲接着提出了“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的思想主张。这是其治国理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廉政思想的核心。四维，是指系在渔网四角上的绳索，有了四维，才能把网的纲目提起来。先说“礼”。《说文解字》“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最早出现的食礼，与远古的祭神仪式相关。《礼记·礼运》有描述：原始先民把黍米和猪肉放在烧石上烤炙而献食，在地上凿坑当作酒樽用手掬而献饮，还用茅草扎成鼓槌来击鼓，以此表示对鬼神的敬畏和祭祀。后来食礼从人与鬼神的沟通扩展到人与人的交际，以调节日益复杂的社会关系，逐步形成“先秦五礼”。即：也就是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和佳礼，奠定了古代礼制的基石。周期时，为使“礼”发挥其“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的作用，通过“制礼作乐”，对王室和诸侯的礼宴做出具体规定。春秋时期，儒家学派对礼进一步加以规范，最终形成《周礼》《仪礼》《礼记》三部经典，成为两千多年封建宗法制度的核心。荀子说：“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安。”次说“义”。《说文解字》对义的解释：“已以威仪”，就是“以我的力量，保卫那些美好吉祥的事物”。先秦一些思想家认为义是人的根本属性，是做人的最高标准，也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人生在世，义利同在，面对义利抉择，主张先义后利、重义轻利、见利思义、以义制利、怀义去利，在生死面前，舍生取义，绝不因“利”的诱惑而改变人格和节操。三说“廉”。“廉”字的本义是堂屋之边角，特点是方直，引申为“方正”，后比喻正直不贪的君子之德，进而阐发为清正廉洁的为官之旨。古往今来，有关廉政的论述不胜枚举，这里不再赘述。最后说“耻”。《论语》记载：“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使命，可谓士矣”。意思是自己为人处事有羞耻之心，出使别国能完成君主的使命，就可以叫作士了。孔子把羞耻执行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论语·为政》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认为只有“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才能使人们有羞耻心而自觉走上正道，进而使整个社会步入正途。曾子在《礼记·中庸》中指出：“知耻近乎勇”。宋代大儒罗仲素说：“教化者朝廷之先务，廉耻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总之，在管仲看来，有礼，人们就不会超越应守的规矩；有义，就不会妄自尊大；有廉，就不会掩饰过错；有耻，就不会屈从坏人。“礼义廉耻”作为政治伦理，是我国古代廉政思想的开山之论之一。

“礼义廉耻”作为维护长治久安的四大纲纪，是中华民族道德的基石，为教民正俗的圭臬，也是争霸天下的核心竞争力，更是必须强化的国家软实力，经济、外交等方面都可以短期见效，即使出现偏差，也可以迅速矫正，唯独文化，必须长期浸润，久久为功，才能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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