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 勇

1932年，清华大学举行新生入学考试，国文系主任刘文典约请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的著名史学家陈寅恪为国文考试代拟试题。当时陈寅恪已定次日赴北戴河休养，就匆匆草就普通国文试题——作文《梦游清华园记》。另一题为“对对子”，上联为“孙行者”。

考生的答案可谓五花八门、色彩纷呈，有对“王引之”的，有对“祖冲之”的，还有对“猪八戒”的……更多的人，一头雾水，交了白卷。其中有一对，为“胡适之”，对者即后来的北大教授、著名语言学家周祖谟。有人说，“这个答案震烁时空，人们至今仍然报以激赏”。

这次“对对子”，对出“胡适之”而获满分的考生，仅周祖谟一人。答“祖冲之”者，也视为符合要求，因“祖”“孙”尚可成对。祖冲之是南北朝时数学家，是全世界第一个把圆周率的准确数值算到小数点后七位数字的人。还有一考生对以“王引之”，对得也不错。王引之是清代嘉庆年间著名学者，江苏高邮人，继承其父王念孙的音韵训诂之学，世称高邮王氏父子，学术贡献很大。考卷中凡答“唐三藏”“猪八戒”“沙和尚”等都不及格。

当时正是白话文运动蓬勃发展之时，因此有人在报上批评清华大学食古不化，不应出怪题“对对子”考学生。陈寅恪提出四条理由：一、测试考生能否区分虚字和实字及其应用；二、测试考生能否区分平仄声；三、测试考生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四、考察考生思想条理。陈寅恪的解释文章一经发表，这场“风波”即告平息，可见陈公名望颇能服众。

为什么一个小对子，能看出一个人的国学水准呢？周祖谟教授后来说：“当时我想可以作对的有两个人：一个是‘王引之’，一个是‘胡适之’。二者自以对‘胡适之’为好。因为‘适者，往也’，‘往’跟‘行’意思相近，‘引’又是另一个意思。”语言学家白化文说：“此对天机超逸，流转自然。”另有人评价道：“论及对仗文学的虚实字平仄声，此对可谓出神入化。”

陈寅恪自己说：“其对子之题为‘孙行者’，因苏东坡诗有‘前生恐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韩卢’为犬名，‘行’与‘退’皆步履进退之动词，‘者’与‘之’俱为虚字。东坡此联可称极中国对仗文学之能事。”又：“寅恪所以以‘孙行者’为对子之题者，实欲应试者以‘胡适之’对‘孙行者’。盖猢狲乃猿猴，而‘行者’与‘适之’意义音韵皆可相对，此不过一时故作狡猾耳……”

陈大师原拟标准对句和周先生所答，均为当时名人胡适之，可谓英雄所见略同。这里，蕴涵着丰厚的古文字和古典文学修养，不学无术，怎能对好！

通过此事，刘文典不仅进一步认识到陈寅恪治学上四两拨千斤的超凡功力，也领略到其不失幽默诙谐的一面。刘深感陈寅恪实在是国宝级的人物，自己今生无论怎么努力，都恐怕难以企及，于是更庆幸自己能同这位老兄一起工作，得以随时请教问题。从20世纪30年代初的清华大学国学院到40年代中期的西南联大，刘、陈二人共事达15年之久，感情甚笃，刘也从陈身上获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