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柴清玉

苏轼（1036—1101）是一个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同时在民间知名度很高的人物。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他的一生跌宕起伏，坎坷不平。嘉祐进士，调福昌主簙，除签书凤翔府判官。治平间，入判登闻鼓院，得直使馆。熙宁间，判官告院，上书反对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命权开封府推官，又在试进士策中讥讽朝政，下御史狱，后通判杭州，涉徐州、湖州，元丰间，因为诗讪谤朝政，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筑室于东坡，号东坡居士，后居常州。哲宗时，召为礼部郎中，迁起居舍人、中州舍人。司马光尽废新法，苏轼则主张渐改，反对遽罢免役而行差役，不久除翰林学士兼侍读。后以龙图阅学士出知杭州，筑西湖苏公堤留下佳话。元祐六年（1091年），召为翰林承旨。未几，出知颍州（今安徽阜阳）、扬州。八年，出知定州（今河北定县）。绍圣初，因于论掌内外制时所作诰命讥斥先朝，知英州（今广东英德），贬惠州、琼州。后卒于常州。

苏轼是一个博学多才、有趣可爱的人。他学识渊博，主张散文“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反对“太学体”，与欧阳修一起倡导推进诗文革新运动，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的诗清新雄放，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苏轼其词豪气四溢，开豪放一派，《念奴娇·赤壁怀古》成为千古绝唱；苏轼精通书法，善于行、楷，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苏轼又精通绘画，尤善绘竹木怪石，存世有《竹石图》等，画论、书论亦多灼见。

我最欣赏的，苏轼还是一位可爱之人。

他文才出众。行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而常止与不可不止——那叫轻盈畅达；说理，使万物了然于胸，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那叫畅快淋漓；壮景，力去陈夸末俗——那叫灵动雅致，什么礼、记、说、赋、函……无不样样精通而达于化境，可惜，宋朝没有设立鲁迅文学奖，但苏轼无疑是不凡的文曲星。当彼之时，士子作文多宗苏学士，故有云“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蔬”，可见星光璀璨，难见当今写杂文散文者，能有东坡先生之荣耀，他是人见人爱，甚至人不见也爱的。

他诗才出众。吾乃识字耕田夫，至今欲食林甫肉——表爱憎也；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示直前也；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训哲理也；老夫聊发少年狂，已外浮名更外身——怀浩气而超乎尘埃，何其旷达洒脱飘逸；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透出的是宽阔胸襟和大无畏精神；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词，须关西大汉、执铜琵琶、铁绰板而唱，多么深沉豪迈，成一代之大观；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又不失脉脉柔情和悱恻意境。东坡先生独领一代诗词风骚，长盛不衰，时代传诵，让人感到可亲可爱。

更为可贵的是，东坡先生亲民为民。他当地方官时兴修水利、赈灾抢险，拯民于水火；兴办救死扶伤的医馆，解民病痛，所以百姓亲近他、敬重他。

仅仅这些，当今那些贪官、昏官、庸官、风流官、不学无术和附庸风雅之官，都是无法相比的。

东坡先生还有一个让人敬重喜爱之处，那就是他的“不合时宜”的独立精神和高贵人格。

苏轼不像邹忌那样问妻妾“吾与城北徐公孰美”，而是戏问家人：“你们说，俺这便便大腹里，都会装些啥玩意呀？”一位说“诗文千筒”，一位说“经纶八斗”，东坡笑而摇头。唯美貌小妾朝云答道：“你那装的是一肚子不合时宜。”东坡自此视朝云为不二的知己、知音。朝云说到东坡的心里去了。

王安石变法应该是有进步意义的，但也有疏漏，历史学家对此多有分析。王安石当政时，不少人拍他的马屁，而东坡先生却敢于对变法中损害百姓利益之处提出意见，从而得罪了王安石。反对变法的司马光上台后，人们又转拍司马光的马屁，又是东坡先生对司马光废除变法中行之有效的措施提出批评，又惹得司马光大光其火。苏轼两头不讨好，于是被一贬再贬，直到流放蛮荒之地，而他依然我行我素，不悔不恨。这在不少今人看来，实在是不合时宜。

人，活的就是一口气、一个灵魂、一个精气神，活得真诚而率性，活得堂堂正正。仰人鼻息、趋炎附势、察言观色、叽叽歪歪，实在没啥意思。

那么，东坡先生是否就真的“不合时宜”呢？先生有一首很有名的《示儿诗》：“人家生儿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但愿有儿鲁且直，无灾无难到公卿。”尽道人生况味，是对浊世的抗议和无奈。愿儿做大官，分明是反话——东坡先生根本就不稀罕什么“公卿”。而“鲁且直”倒是很多“公卿”大官的真实写照。东坡先生的聪明，是真聪明，有话就说，决不黑白颠倒，决不指鹿为马，连皇帝之错也敢指出来，所以，他确确实实的不合时宜，在官场上也根本站不住脚。

而这，正是民间百姓喜爱他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