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前，柴闪闪中专毕业后只身从湖北老家到上海打拼，干起扛包裹的转运员，他把全国2600多个地名熟记于心，每天1万多袋邮件经他之手，快速准确地“奔赴”全国各地。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工人日报的新闻《闪闪的走红》记录了“最火的快递小哥”柴闪闪代表的奋斗故事和他调研带来的维权诉求《关于快递外卖行业中农民工更好融入城市的建议》。

“我们需要一个屋檐，也要有撑起这个屋檐的力量，让每个人公平地奋斗，都能够获得闪闪发光的人生。”柴闪闪接受媒体采访说的这句话感动了无数人，也让公众意识到，新业态从业者遮风避雨的屋檐即劳动保护、社会保障，应该被纳入相应的法律视野。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像柴闪闪一样成为快递小哥、外卖小哥、网络主播等新业态员工。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发布数据显示，2017年共享经济平台企业员工约716万人，占当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的9.7%。这意味着城镇每100个新增就业人员中，就有约10人是共享经济企业新雇用员工。

新业态经济发展前景巨大，但法律规则处于滞后阶段。新业态从业者大多基于互联网平台就业模式下，在维权中经常遭遇的问题是搞不清楚自己究竟是谁的员工，劳动关系难以认定，各方责任难以厘清，在发生用工纠纷时，案件难以依法裁决，劳动者权益保护遭到悬置，维权困难。比如，柴闪闪提出的快递小哥每天飞驰在街头的安全隐患，令人揪心，而工伤保险等相应保障却没有及时跟上。

一些专家认为，新业态从业属于非标准就业，呈现出的特点是雇佣关系灵活化、工作内容碎片化、工作方式弹性化、创业机会互联网化等。目前，社会保险对非标准就业劳动者的保护有所不足。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体系的比例还不高，尤其缺少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造成面临失业和工伤伤害时承受能力不足。而且，非标准就业形态与传统劳动关系有较大区别，用工关系模糊，一旦发生用工纠纷，劳动者缺少相应劳动法律保护。

非标准就业也给基于传统劳动关系的劳动保障监管带来了挑战，相关部门执法和维权都有难度。以主播为例，其用工模式就非常复杂。主播分成签约、合作分成和独立操作三类模式，不同模式下，劳动关系完全不同。再比如，柴闪闪介绍快递企业分为直营和加盟两类，在直营模式下，快递员直接与快递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双方建立的是劳动关系。而加盟模式中，快递员大多是临时性员工，没有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快递员和外卖小哥大多属于这种模式。工人日报曾报道南京工会为维权的外卖小哥“找娘家”，就是帮助外卖小哥找到其用工主体单位，继而进一步为其维权。

针对非标准就业的特点，有些国家和地区对劳动者保护作出了特殊安排，譬如英国劳动法上的“B项工人”、日本的“契约劳动”，都是允许对这一类劳动者适用一定的法律保护。以快递小哥突出的骑行危险为例，我国台湾地区职业危害保险制度中，雇员和无一定雇主或者自营作业者都被强制纳入。这些都值得借鉴。

针对新业态从业者维权难、劳动保护难、社会保障难等问题，我国著名就业问题专家莫荣在两会上提出，“要推动‘互联网+’就业的发展，必须完善劳动法，更多研究在非标准就业形式下如何既保障劳动者权益，又满足企业用工需求。我国当前采取的政策措施比较好，更多是‘让子弹飞一会儿’，先观察。摸清规律后再立法，才能解决好当下存在的问题。”

只有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应时而变，才能促进新业态经济健康发展。只有保障劳动者权利不“旁落”，让更多劳动者享受到正当权益，才能鼓励劳动者发挥才智，助推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罗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