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当校长的时候，有一天看到一个男生用砖头砸同学，便将其制止，并叫他到校长办公室去。当陶校长回到办公室时，男孩已经等在那里了。这时，陶行知掏出一块糖给这位同学：“这是奖励你的，因为你比我先到办公室，说明你很守时。”孩子不敢接，陶行知又掏出一块糖，说：“这也是给你的，我不让你打同学，你立即住手了，说明你尊重人。”男孩将信将疑地接过两块糖，陶先生又说道：“刚才我去了解情况，知道你打同学是因为他欺负女生，说明你很有正义感，我再奖励你一块糖。”这个男孩子拿了3块糖就哭了，说陶校长我错了，以后再也不打人了。陶行知再掏出第四块糖，说：“你是好孩子，知错就改，我再奖励你一块。我的糖发完了，我们的谈话也结束了。”

每个孩子都是可以改变的，当看到孩子的缺点时，正是我们教育者的机会。一个孩子刚刚进入小学，如果他一字不识，是零起点，老师应该充满了欢喜，觉得教育机会来了；如果一个孩子识2000个字，还要他读一年级干吗？这体现了教育的一个根本性价值观——生命有缝隙，阳光才能照进来。

很多年前的5月17日，我在挪威旅游，那天晚上导游叮嘱我们千万不要出去。晚上我听见窗外大呼小叫、人声鼎沸，甚至有玻璃窗被打碎的声音。后来我了解到这是挪威的传统，从上世纪初开始，所有的高中毕业生会在最后一个学期的这一天举行毕业狂欢。穿红裤子的学生是学文科的，穿蓝裤子的是学理科的，他们以班级为单位，去打工赚钱，然后在一辆大巴里装上音响，到广场上去比谁的喇叭响。5月17日这天晚上，他们干什么都可以，只要不犯法。这真是一个非常疯狂的夜晚。

为什么这样放纵孩子们？他们教育部门的负责人这样回答我：只有当一个人完全自由的时候，他才知道自己哪些事情可以干，哪些事情不可以干，这叫成人。

钱文忠读高二的时候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孩子。他的历史老师姓郝。有一天，郝老师在讲世界史时讲到印度，讲到梵文，郝老师说梵文很难懂，全中国只有一个人懂，这个人叫季羡林，是北京大学的教授。结果，下课以后钱文忠就去问郝老师：“你说梵文就一个人懂？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当然是真的。”“那么如果我去学梵文，将来就是我一个人懂了？”郝老师哭笑不得。后来，钱文忠写了一封信给季羡林，说我要报考北京大学，跟您学梵文。季老回了一封信说：欢迎报考北京大学，但是北京大学很难考。第二年，这个非常普通的孩子竟然以上海文科第二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

教学的宽度有多重要。老师的一句话，就可能改变一个孩子的未来。 摘自《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