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梁启超大概是民国时期最成功的老爸，不光造就了“一门三院士，九子皆俊才”的奇迹，还先后给海外的子女们写了200多万字的家书，传为佳话。

其实，同时期这样的好爸爸不少，还有几位大咖，他们言传身教，精心培养，不仅儿女个个成才，更缔造了良好的家风。

视子如友的柳亚子

柳亚子出身诗礼人家，但他经过了五四运动的洗礼，吸收了新文化，崇尚新思想，反对封建礼教。在家庭教育中，他主张存儿童稚朴天性，从不摆“老子说了算”的家长作风。柳亚子把父子关系视作朋友关系,他称呼儿子为“小友”。当时，儿子柳无忌相继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北京清华大学求学，每到暑假回家，柳亚子就让他与自己一同睡在书房里，父子亲热得如同密友。

1926年，柳无忌立志研究传奇人物苏曼殊，准备为他撰写年谱，并编辑一部全集。苏曼殊虽是柳亚子的朋友，但柳无忌身边所收藏的苏曼殊作品及有关资料并不多，因此研究工作困难重重。

柳亚子得知后，全力以赴支持书籍的编纂工作。恰逢酷暑，柳亚子在资料室里帮助儿子查阅资料，搞得大汗淋漓；而且他不怕费时费力，承担了整个《苏曼殊全集》的编订和抄写工作。柳亚子对待其他子女也是如此，用自己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鼓励孩子去努力实现人生目标。

手握三把金钥匙的陈鹤琴

陈鹤琴是现代著名教育家，他曾经说过：“小孩子的知识之丰富，思想之发展与否，良好习惯之养成与否，家庭教育实应负完全的责任。”

陈鹤琴共有七个子女，这在民国大师级人物中算是比较多的了。在培养孩子的过程中，陈鹤琴不仅坚持要给他们以健康的体魄，还在培养孩子勇敢的心理上下功夫。他常对儿子说：“堂堂男子汉，一身都是胆。”长子陈一鸣小时候，每逢炎热的夏天，就害怕打雷。这时，陈鹤琴就带他到房间外的露台上，指着乌黑的云层对他说：“那一片乌云多么像一只狗呀，看得出吗?前头是狗的脑袋，后头是狗的尾巴。”又指着闪电说：“这闪电像一条白带，雪亮的，多好看!”陈一鸣被逗乐了，此后渐渐地就不怕打雷了。

陈鹤琴十分注重教育小孩有礼貌，教给他们必须用好三把黄金钥匙：“当自己受到人家帮助或接受了别人的好意时，要学会说‘谢谢’；当自己对别人做了一件不太好的事情或有碍于别人时，要说‘对不起’，而且打招呼要快；当有求于别人时要会说‘请’。把握这三把黄金钥匙，就会到处受人欢迎。”

陈鹤琴还很注意增加孩子们“见世面”的机会。有时陈鹤琴编排木偶剧送到学校演出，他就让孩子们参加其中的表演，从中受到锻炼。有一次，《西行漫记》的作者埃德加·斯诺举行报告会，陈鹤琴带着擅长绘画的陈一鸣去参加。在爸爸的鼓励下，陈一鸣当场为斯诺先生画了一张速写，送给了斯诺作为纪念。陈鹤琴还要求孩子们参加劳动锻炼，培养他们的劳动技能和爱农情怀。

每天开家庭圆桌会议的叶圣陶

现代著名作家朱自清对叶圣陶的子女教育十分推崇，他曾评价说：“我佩服圣陶兄和夫人能够让至善兄弟成长在爱的氛围里，却不沉滋在爱的氛围里。他们不但看见自己一家，还看见别的种种人，所以虽然年轻，已经多少认识了社会的大处和人生的深处。而又没有那玩世不恭，满不在乎的习气。”

叶圣陶有三个孩子，他给这三个孩子起名叫：至善、至美、至诚。

在叶家，每晚的家庭圆桌会议都会如期举行。吃完晚饭，油灯移到桌子中央，叶圣陶戴起老花眼镜，坐下来改孩子们的文章。三个孩子各据桌子的一边，你一句，我一句，互相挑错。叶圣陶指出文中可笑的谬误，孩子们就尽情地笑起来。叶圣陶边看边问：这儿怎么改？能不能换一个比较恰当的词？把句式改变一下，是不是好些？怎样才能把要说的意思说明白？父亲和孩子们一起围桌而坐修改文章，多么温馨和谐的画面。

著名学者宋云杉对此深有感慨：“这是一个何等美满的家庭。在这种家庭环境里学习写作，进步一定很快。”后来，三个孩子写了一年，有朋友看到了，就对叶圣陶说，你的这三个孩子文章写得这么好，可以给孩子出书了。这第一本书就叫《花萼》，过了一年以后，他们又出了一本书叫《三叶》。从此，三个孩子都走上了文学的道路。

叶圣陶还有一副对联，概括了他对做人的一种追求：“得失塞翁马，襟怀孺子牛”，对子女们影响很大。它的意思就是得失要把它看淡，然后做人就要勤勤恳恳的，像孺子牛一样。所以，叶圣陶一家代代相传，子承父业，出现了现代史上的家教奇观。叶圣陶是人民教育出版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他的长子叶至善，是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首任社长兼总编；孙女叶小沫，是中国少年报的主编。

摘自《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