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形容那种样样都“通”其实一样不精的做派，有很多生动的语言：样样通样样松、狗熊掰棒子、“知道分子”。

文艺创作中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现象呢？有，还不少。有的创作者，看似题材涉猎广泛，但都是浮光掠影，应景之作。看似多栖、跨界，但在每个领域都是“玩票”性质。看似高产多产，但回想起来，哪部作品能真切回应现实？哪个人物形象能直击人心？哪部作品能传得开、唱得响、留得下？很难数得出。

干事业要有钉钉子的精神，文艺创作要出精品，同样需要“钉钉子精神”。

柳青为写《创业史》定居皇甫村，蹲点14年，熟知乡亲们的喜怒哀乐，中央出台一项涉及农村农民的政策，他脑子里立即就能想象出农民群众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吴冠中在河北农村时，背着粪筐改造的画架在田间地头写生：“我珍视自己在粪筐里的画、在黑板上的作品，那种气质、气氛，是巴黎市中大师们所没有的，它只能诞生于中国人民的喜怒哀乐之中。”高晓声“半生生活活生生，动笔未免先动情”，遂有《陈奂生上城》。法国作家左拉为了写《铁路工人》，趴在拉煤的火车上待了15天。生活是口井，打得越深，收获越多，在生活与创作现场的一次次往返中，创作者才拥有了达到更广阔的艺术世界的可能。

今天看来，“深扎”的重要性已经深入人心；但在实践中，是不是仍然存在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式的所谓“深入生活”呢？一位创作者曾经这样反思自己：“就像漂在水上的葫芦，看似在水中，实际沉不下去。”“沉不下去”的“深入生活”，写出来的作品当然就像隔岸观火、隔靴搔痒。同样是这位创作者，当他真正像钉钉子一样扎根下去，就发现“一个个来自生活的细节进入了我的笔下，仿佛为我作品中的人物增添了血液和营养”，天地骤然宽广。

这是一个创作很“容易”的时代：资讯的发达使得“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坐在电脑前点点鼠标，拿起手机刷刷屏，似乎就有无尽的素材。但这恰恰又是对创作者提出严峻挑战的时代：在这个波澜壮阔的时代里，你是否能够真正把握时代的特质，能够抓到最打动人心的细节，能够用历史的眼光、哲学的高度来进行消化、解读、创造？

因为在父亲的诊所听到一个“花边新闻”，福楼拜写出了《包法利夫人》；同样是一个婚外情事件，催生了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报纸上的一个凶杀案，是司汤达《红与黑》的灵感之源。但这些“原型”“灵感”，仅仅是起点，是契机，要想呈现人性之深刻、社会之广阔，需要作家调动所有的经验、情感、思想、技巧，需要作家对历史、时代、社会、生活、人物等方方面面的把握。有些作品，同样是以社会新闻为起点，却并非“新闻结束的地方是文艺家的工作开始的地方”，而是新闻的集锦、资讯的罗列，这样的作品，必然不能长久。

或许有人问：创作要有宽广的视野，要有深邃的历史眼光，要反映广阔的时代。钉钉子，是不是就意味着题材单一，视野狭小，重复自己，没有创新？非也。只要根扎得深，触角可以无限延伸。曾有学者讲自己的治学之道：找到某一个兴趣点，持续深入下去，成为这个方面的专家，有了“立身之本”，此后，则触类旁通、旁逸斜出、由此及彼，不在话下。文艺创作，亦同理。

每个创作者都有自己的创作富矿，有自己的敏感区。即使身在异国，老舍写下的仍是《四世同堂》，是他熟悉、牵念的胡同、鸽哨、四合院，是在这片土地上奋斗挣扎的人民。但谁又能说，一生只写“京腔京味”的老舍，不是写出了中国气派、中国风格、整个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呢？歌德说：“说到究竟，最大的艺术本领在于懂得限制自己的范围，不旁驰博骛。”但正是这限制、专注，才能从自己的“井”里发现新的东西，从而给人们贡献新的艺术世界。齐白石画了一辈子的虾，但60岁后屡屡变法，80岁后才炉火纯青，用老舍评价的话说，“绝不是对自然事物单纯的模拟”“有提炼的”。京剧四大名旦同出自戏曲教育家王瑶卿门下，但他们最终找到适合自己的路子各有创新，梅、尚、程、荀四大流派各呈异彩，究其根源，正是因为多年专注于舞台实践，从而为创新打下坚实的基础。

“根本上，写作是一件很漫长的事，它和做任何事一样，不是看你一下子跳得多高，而是看你能够走多远。”一切文艺创作，都如此。 摘自《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