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2月，沈从文因病重从湖北咸宁干校回到北京。这年8月14日，沈从文给小儿子沈虎雏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如社会再变，还有第四次改业机会，或许将试学‘作曲子’，倒真是异想天开……若活到七十六岁还有机会接近什么乐舞团，那些年青女孩子会激起我的想象力，写得出十分好听的民族曲子。成就肯定将不下于我写的小故事！”

此时的沈从文已经七十岁了。他从一个旧军人转成大作家，又转成文物研究专家，在干校无法工作时，他还转而开始写五言古诗。现在，他突然起念要改业“作曲子”。他说自己“不懂音乐”，他的表侄黄永玉也说他“七个音符组合的常识”也不清楚，连简谱可能“也读不清”。那么在他古稀之年，为什么竟然想改业“作曲子”呢？

他没有说明，却其来有自。

一生喜爱音乐与美术

沈从文曾回忆说，童年刚有记忆时，他便感受到了“黄昏来临时一个小乡镇戍卒屯丁的鼓角，在紫煜煜入夜光景中，奏得又悲壮，又凄凉”。

1983年，凌子风准备将沈从文的名著《边城》再次搬上银幕。沈从文在电影剧本上批道：家乡白河和玩水上的船家下水时抑扬顿挫、有板有眼、充满快乐兴奋的催橹歌，和上水时带着特别辛苦、无腔无节、无可奈何的挣扎呼喊声，“六十年来还在我耳边保存得清清楚楚”。对于旋律，沈从文就是这么有感觉，甚至“身边耳边一切沉静静的，也会有回音来复”。

沈从文还特别喜欢西洋音乐。大儿子沈龙朱说，他知道父亲很早就开始欣赏西洋音乐，在昆明时，父亲常常带着他和弟弟听交响乐唱片。20世纪50年代初，沈从文分期付款买了一架捷克电唱机。两个儿子买西洋音乐唱片，积攒了七八十张，家里经常充满了交响乐。沈从文不懂外语，便在喜欢的唱片贴纸上写“好”字，以便再听。

黄永玉知道他喜欢音乐，便买了个大的电子管收音机送给他。沈龙朱说，家里有了收音机，“父亲永远在听交响乐”。开明书店焚毁他的书，他听“贝多芬”；独自在家守岁，他听“贝多芬”；“文革”中，他冒险还是听“肖邦和贝多芬”。

他曾写信给一位老熟人的孩子说，“我一生最喜欢的是‘绘画’和‘音乐’，由于种种限制，却被迫得用写作继续生存，用生僵呆定发霉发腐文字，来把脑子里与颜色声音分不开的一簇簇印象，转移重现到纸上”。

音乐拯救了他

在人生面临重大困惑的时候，沈从文曾数次向音乐求救。

20世纪40年代在昆明，沈从文陷入对生命的抽象思考和具体感受间的泥淖里苦苦挣扎，仿佛朝着疯狂奔去。这时，他一遍又一遍地想起音乐、谈到音乐，他借文章中的人物说，“我需要一点音乐，来洗洗我这个脑子，也休息休息它”。

1949年8月，待沈从文自杀事件渐渐平复后，郑振铎介绍他到历史博物馆工作。此时张兆和在革命大学学习，孩子们各忙各的，沈从文回家后常常一个人。他要么长时间独坐叹息，要么不停地写，写好了又撕掉。此时，音乐成了他的伴侣。

一天晚上，友人马逢华来陪他听音乐，他忽然像从梦中醒来似的，幽幽说道：“我这副脑子整个坏了，僵硬了，一点没有用处。只有当我沉湎在音乐里面时，才又觉得恢复了想象能力。有时我好像回到了从前在湖南乡下的时候。我可以听见小河里流水的响声，闻到草地上青草的腥味，听见蚱蜢振翅的小小噪音……我好像重新充满了创造力。”

在以后的岁月里，在长期压抑无助、困厄挫折中，沈从文就是这样依靠音乐，在音乐里得到安慰、平衡和希望。

对创作音乐充满信心

20世纪40年代沈从文就说过，他很想用音乐去表现“从抽象产生的得到永生快乐的一种境界”“如懂得和声作曲，必可制成比写作深刻完整十倍的动人乐章”。在1949年的精神危机中，他说：“用音符表现生命情感的起伏与连续，我相信，成就必然比文学来得大，来得深，也来得容易。”

他在赴四川土改途中，船靠巫山，写信给张兆和说，这个江城“一和历史感兴联系，即是一非常感人的曲子。我如会作曲，在心中泛滥的情感，即必然在不甚费事组织中，可以完成一支曲子”。他又写信给小儿子沈虎雏说，如果你和哥哥学作曲，“我会容易为你们工作提出些有用的意见，更有可能，我们可以共同作些好曲子”。

1972年，沈从文给一个学音乐的年轻人写信，说自己“人笨得甚至画个圆圈也不及格，唱歌更差劲”“另一面倒还是满以为如有了作曲的基本知识，学下去，和当时学写作方式差不多，搞个几年，作点曲子或许比西哈努克先生的作品好听一点也说不定”“我若掌握了作曲和弹奏的基本知识，充满信心地试验下去，什么李名强、殷承宗，统不在话下”，他甚至还说，“老想到去创造肖邦第一钢琴协奏曲那个成就”。

沈从文竟然要与世界一流音乐家比肩，真有点狂妄了。但是，天才是条不走河道的流水，恣意是它的特征。

黄永玉写道：他也常常说，如果有人告诉他一些作曲的方法，一定写得出非常好听的音乐来。这一点，我特别相信，那是毫无疑问的。但我的孩子却偷偷笑爷爷吹牛，他们说：“自然咯！如果上帝给我肌肉和力量，我就会成为大力士……”

但沈从文第四次改业并没有实行。

时光让无数愿景破碎，让很多河流干涸，让数不清的青春流离失所，沈从文却还是沈从文，他仍然像一只绿色的蜻蜓，坚定地立在摇曳的芦草尖上，做着颓败生活中的“英雄梦想”。他与音乐的奇特关系意味深长，使他特别的生命质地昭示无遗。

1951年9月2日，批判电影《武训传》的风声正紧，沈从文却不管不顾，在《凡事从理解和爱出发》中写道：“政治中讲斗争，乐曲中重和声。斗争为从矛盾中求同，和声则只从不同中求谐和发展。唯其不同，调处得法反而有个一致性，向理想奔赴如恐不及。”

用音乐来阐述人类追求不止的政治图景和社会理想，沈从文的智慧借助音乐又一次发光。

摘自《名人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