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卞 卡

我在郑州栽树，是在1956年以后。1953年夏，我考入省立郑州二中，校址在大同路东段南北向的弓背街上。那是一条小街，整条街上基本没有树，只有学校门口有一棵还算高大的榆树。周围其他街道，比如大同路、德化街、钱塘路、操场街、乔家门、解放路、西大街等都没有树，除了破旧的民居和略作修饰的店铺，看不到一点点的绿。

1954年秋季开学，学校搬迁到京广路，即现在的郑州四中校址。学校对面是蜜蜂张村，印象中村中也没有树，只有校门斜对面有一片树，却是一个坟场。校园内原来也有坟墓，因盖学校，坟迁走了，留下几个墓穴，还有残留的棺木碎片，看到那坟那墓穴，因年龄小，我有点怕，晚上曾多次被噩梦惊醒。学校组织学生美化校园，平了墓穴，在校园内修了几条小路，两侧栽了冬青，但没有栽树。

学校西边是金水河，那时河里有水，还很清澈，岸边有柳树，夏天的时候，我们在河边洗衣服，将湿衣晾晒在河边草上，然后坐在柳树下聊天纳凉。

1956年夏初中毕业，按我的家庭境况，继续读高中困难很多，我报了三所技校，想着早点就业。不料，班主任老师突然找我，说根据我的学习成绩，以及连续三年被学校评为“三好”学生，学校决定保送我上高中，说着，把郑州第三高中的录取通知书交给了我。我做了解释，但无用，无奈拿着“通知书”回家了。秋季开学，我去“三高”报到入学，也正是从那时起，我与栽树开始有了缘分。

1954年，省会由开封迁郑，在那之前，原行政区一带多为庄稼地，因为省直机关多被安置在那里，便规划了多条道路，最宽最长的当属金水路和人民路。郑州第三高中（后改为郑州十一中学）坐落在人民路中段东侧，虽然铺了柏油，中间还修了花池，路两边却没有树。可能是郑州市政的统一部署，我们进校后，在新辟道路两侧栽树便提到议事日程。

我们那一届新生，约近三分之二来自农村，家庭经济条件一般都较差。学校设有不同等级的助学金，但只能是“助学”而已，于是便主动同有关部门联系，组织学生勤工俭学，周六下午和周日，去饭店择菜刷碗抹桌子，去木材场挑拣木料，去面粉厂扛面袋装车外运，去二里岗火车站仓库为水果分类，暑假去建筑工地和泥搬砖挖地基，寒假则去栽树。虽然收入微薄，却也给日常零星开支以补贴。

那时，省市当政者似已考虑到未来郑州的绿化问题，已在现在的“经纬广场”专辟了苗圃，培植法国梧桐，并在紫荆山公园刨去野生洋槐树换成法桐，1956年的时候，法桐都长得鸡蛋般粗细了。我们的任务，是在市园林局技术人员指导下，将那些法桐挖出来，装汽车运到金水路、人民路、建设路、陇海路铁路文化宫以西、经五路等，并按一定距离放好，然后进行栽植。从1956年寒假，到1958年寒假，整整三年，我们都是这样干的，直到开学前才回家住几天。庆幸的是，那些法桐都成活了，一天天变粗，枝繁叶茂，几条路有了浓浓的绿荫。

十年树木。几年后，我从学校毕业，不承想又分配到人民路中段东侧一家省直机关，离“我的高中”不足200米。那时的人民路、金水路两侧，已被高大粗壮的法桐占据，树上搭满了鸟窝，夏天藏在枝杈间，叶落后黑乎乎一片，常有成群鹭鸶在树的上空盘旋，不啻郑州一景。大约在1965年，著名文艺理论家、散文家萧殷从广州来郑，下榻中州宾馆，穿行于金水路和人民路，对郑州的绿化大发感慨，遂写散文《郑州的绿》，发《奔流》和《羊城晚报》。作者以写意和抒情笔触，极写郑州绿之美，文笔清新，深受赞誉。

再往后，郑州的绿越来越浓了，树一茬接着一茬，都根深叶茂，郁郁葱葱。于是，郑州不仅有了“绿城广场”响当当的名谓，甚至可以说绿在郑州已铺天盖地而来，除了老城区，新辟道路和“新区”处处是绿，绿成了郑州的代名词。

绿是生命原色，象征着青春与朝气，一定程度影响着地域生态环境和空气质量。多年前的一个初夏，我应邀参加吉林长春的一个散文研讨会，会后，主人安排我们游长白山，从吉林市的山麓进山，驱车20多公里，迎送我们的，几乎全是原始状态的松树和白桦林，空气是香的，甜的，爽心爽肺。对一般城市而言，这样的环境当然无法比拟，但绿是一叶叶张开的肺，这是共识。因而，培植绿色，扩大绿色，保护绿色，既是环保意识的觉醒，又是人们行为的准则。郑州正在阔步前进，绿正在成为大家共赏的主色调，我们要且行且珍惜，让郑州的绿更浓，更出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