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9日，数学家吴文俊、天文学家南仁东、医学家顾方舟、核物理学家程开甲、探月元老叶培建五名科学家被授予国家荣誉称号“人民科学家”。今年已74岁的叶培建如今仍在高强度工作，继承着航天专家退而不休的传统。他说：“我也要替他们多做些事。”

“虽然之前已经有过考察和建议名单，但听到消息还是很激动，也很惭愧。”中国航天群星璀璨，每项重大任务都有领军人，还有很多功臣默默无闻，叶培建认为自己只是这个群体的代表。而在同事眼里，他是中国探月的“定海神针”。

叶培建性子急，但每次在发射现场，却总是气定神闲。每当年轻人拿不定主意，他会凭借自己的经验大胆作出判断，虽然这也可能将失败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2013年，嫦娥三号进入发射场后，突然发现一台设备信号不正常，面临推迟发射的风险。叶培建研究后，向各方作了详细解释：这是现场塔架结构造成的信号干扰，不是设备故障，以前也发生过不止一次。最终嫦娥三号按时发射。“在队伍里该挑担子的我挑，该扛的责任我扛。”他说。

叶培建现在除了坐镇深空探测项目，前几年还担任中科院暗物质卫星“悟空”的工程顾问。他担任总设计师的第一颗卫星是中国资源二号卫星，当时是我国分辨率最高的对地遥感卫星。这一系列卫星在我国国土普查、资源探测、环境调查等领域发挥了巨大作用，有“智多星”之称。也是在该系列卫星研制中，叶培建看到航天工程带来成就感的同时，也带来比生命都沉重的责任。

谈及至今对他打击最大的挫折，正是2000年发射的中国资源二号01星。当年9月1日，卫星发射升空后，绕地球运行顺利，数据传输通畅。叶培建与一批主任设计师坐车从发射基地去往太原机场，准备飞往西安监测。他们在车上说说笑笑，完全不会想到风险的逼近。

当大巴车在崎岖山路上行驶时，叶培建接到电话：“叶总，卫星进入第二圈突然失去姿态，原因不明……”

“飞了两圈，没信号了，卫星‘丢’了。”叶培建回忆，当时脑袋“嗡”的一声。“我当时有个自私的想法，就是希望车能从山上掉下去，把我摔死。”叶培建说，“要不然国家花这么多钱研制的一颗卫星，在我手里出了问题，我怎么交代？”不过，他很快冷静下来，找来同在车上的电源系统负责人老马，问他卫星的电池能撑多久。老马说能撑7个小时。这7个小时就是留给叶培建为卫星救命的时间。他立刻部署大家将精力集中在查找问题上，以便卫星下次经过中国上空时，可以发出指令抢救。

从太原上飞机之前，问题查找已经有了眉目，是地面发出的一条不当指令让卫星姿态发生了变化。随后地面人员编写了抢救程序，当卫星再次过境时，向卫星发出指令，让卫星恢复了姿态。虽化险为夷，叶培建至今仍心有余悸。

叶培建在航天界是出了名的“直脾气”，涉及科研问题，他认定有理的，决不让步。嫦娥二号和嫦娥四号的突破性进展，就是在他据理力争下实现的。

我国嫦娥工程立项之初就定下一条惯例：每一个嫦娥探测器型号都要同时生产两颗，单数编号为主星，双数编号为备份。以防主星发射失败后，能够在解决问题后，迅速用备份重新实施发射。

嫦娥一号发射成功后，备份星嫦娥二号去留未定。当时存在两种意见，包括时任嫦娥一号工程总师孙家栋和叶培建在内的科学家主张，嫦娥二号要继续发射，可以飞向火星，如果不行还可以用作其他领域探测。另一派意见则认为，嫦娥一号成功了，没有必要再花费一笔钱发射备份。

之后，相关方面组织专题会议，讨论嫦娥二号的命运。在外地开会的叶培建获悉，立刻飞回北京。他在会上据理力争：“只要花少量的钱，就能获得更多工程经验和更大的科学成果，为什么要放弃？”

他的发言使会议转向，主持会议的领导当即表态，会议不需要讨论要不要发射嫦娥二号了，而是讨论怎么让嫦娥二号用得更好。之后，叶培建率领团队对嫦娥二号的相机、通信等能力继续改进，拍摄到了月球虹湾地区1米左右分辨率图片，为嫦娥三号落月选址做了准备。嫦娥二号告别月球后，继续飞向深空。

有了嫦娥二号的成功在前，嫦娥三号发射后，其备份嫦娥四号也要继续发射，已经基本成为共识。但飞向哪里，依然引起了争论。在一段时间内，如嫦娥三号一样继续在月球正面软着陆的观点占了上风，因为这一方案安全、有把握。

但叶培建主张做更难的事：飞向月球背面。全球还没有一个探测器落在月球背面，但月球背面的地质、资源、天文环境等都有极高的科研价值，虽然不易，但值得一去。

他的坚持延缓了关于嫦娥四号的决议。经过一段时间的论证，叶培建的观点逐渐被接受，方案中增加了一颗中继卫星，保障嫦娥四号在月球背面的通信。2019年初，嫦娥四号成为人类首个着陆月球背面的航天器，至今已经正常工作超过10个月昼。

“如果没有‘较真’，哪里会得来这么多的深空探测成果？”叶培建说。 摘自《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