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春夜，浙江义乌分水塘村一间久未修葺的柴屋。两张长凳架起一块木板，既是床铺，又是书桌。桌前，有一个人在奋笔疾书。

母亲在屋外喊：“红糖够不够，要不要我再给你添些？”儿子应声答道：“够甜，够甜的了！”谁知，当母亲进来收拾碗筷时，却发现儿子的嘴里满是墨汁，红糖却一点儿也没动。原来，儿子竟然是蘸着墨汁吃掉粽子的！

他叫陈望道，他翻译的是《共产党宣言》。墨汁为什么那样甜？原来，真理也是有味道的，那是精神之甘、信仰之甜。或许，是因为首位《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译者的光环太过耀眼，以至于许多人都忽视了作为学者的陈望道的另一重身份——中国语言文字改革的引火者，为中国自己的语言学体系开辟道路的先行者……

陈望道于1915年东渡日本。在留日四年半的时间里，他先后完成了法律、经济、物理、数学以及哲学、文学等许多学科的修习，最终毕业于中央大学法科，获得法学士学位。其间，陈望道结识了日本著名进步学者河上肇、山川均等人，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他认识到救国必须进行深及思想的社会革命。他将学名“参一”改为“望道”，寄寓着为国家谋求道路。

一个时代的言说塑造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形态。陈望道意识到，“中国文字有种种的难处，难学、难读、难写、难查，难以接近大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要进行社会革命，语言上的“破旧立新”是最为基础的。“当时的他深切体会到语言文字的使用，也就是正确掌握表达思想的工具，对启蒙运动和思想解放是极端重要的。”因此，他从“一时泛览无所归，逐渐形成以中国语文为中心的社会科学为自己的专业”，将研究解决中国社会的语文问题，进行语文改革，当作使命。

“五四当年，中国语文课尤其是当时学校新旧思想文化斗争的重要部门”“要改革教育、普及教育，国文教授是应当第一研究的问题”。陈望道与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一同发起国文改革，提出包括提倡白话文、传授注音字母、出版国语丛书等多项具体举措。

新中国成立后，工农大众终于拥有了当家做主的地位。但如果国家的主人连字都不认识，相互之间也无法听懂彼此的话，又怎么能够实现这一历史使命呢？

1955年10月15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陈望道在大会发言，“我们今天既有文字改革的迫切要求，又有文字改革的实现条件，因此，文字改革不再是理想，而将成为事实，这是毫无疑义的，过去多少文字改革运动者长期不能实现的愿望，在社会主义时代将得到实现”。不久，国家正式确立了文字改革的三项任务：推广普通话、简化汉字、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

也是在这一年，已是复旦大学校长的陈望道筹建了语法、修辞、逻辑研究室（1958年更名为语言研究室）。次年，上海语文学会成立，他当选为创始会长。20世纪60年代初，针对当时学界不注重汉语实际，拿理论生搬硬套的一系列乱象，他在语言学界提出了“语言研究必须中国化”这一带有方向性的革命口号。他认为，“古今中外派”的位置要摆正，以“今”和“中”为重，也就是以当下中国的现实为依据，就是“屁股坐在中国的今天，伸出一只手向古代要东西，伸出一只手向外国要东西”。

陈望道学术生涯中的另一大贡献是《辞海》的编写。他对这一任务非常重视，“辞典应当是典范，百人编，千人看，万人查，因而必须严肃认真，毫不马虎，必须给人以全面而又正确的知识，如果提供错误的知识，那将贻害无穷，就不能称作‘典范’了。”社会的变革、语言的变化、思想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翻天覆地的变化，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新素材，使得修订《辞海》的工作量非常庞大。

“我不过在纸头上呐喊呐喊而已，这种呐喊不过是催促生命早点降生。我不过是听从时代的召唤，喊了几声，实在谈不上贡献。”纵观陈望道先生的一生，学术研究从来不是象牙塔里的孤芳自赏，而是为了这样的呐喊。不忘初心的他，始终关注时代和人民的需要，将追求真理作为一种社会责任。摘自《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