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腔有一曲戏叫《三娘教子》，又名《王春娥》，也叫《双官诰》，故事取材于李渔的《无声戏》等小说。说的是明代有一叫薛广的儒商，娶了三个老婆，家大业大，不得不长年奔走于江河湖海。一次，他让同乡给家里捎五百两白银，谁知这位老乡竟然暗中把老薛杀害，并空置一棺于荒郊旷野，言说老薛已暴死他乡，并一口吞下了巨金。一妻一妾很快卷起铺盖各奔了前程，留下小妾王春娥和老仆薛保，带着大妾遗下的儿子倚哥，以织布为生，艰难度日。

倚哥在学堂被同窗讥为无娘之子，回家便不认养母三娘，饱含委屈的三娘立断机杼，以示与养子之决绝。后经老仆耐心劝导，三娘终于笃诚教子，倚哥发奋读书，若干年后高中状元，并且还给养母挣了顶“官诰”的红帽子。这时，老薛死而复生，摇身一变，混了个“高干”身份，也给春娥弄了身“官诰”的霞帔，由此苦命的三娘以“双官诰”的社会地位，步入五彩名利场，进入温柔富贵乡。

这个戏的套路实在没有什么新意，结局更是怎么批评都不无道理，但它之所以能被世代传唱，根本还是思想内涵在起作用。民族戏曲始终有一个宗旨，那就是“高台教化”。民间把各种娱乐活动的功能其实是分得很清的，耍社火那就是耍，不要求你有啥“意思”，而一旦唱戏，“没啥意思”就成了“糊弄人”，因此对于戏曲的过分娱乐化追求是行不通的。传统经典剧目的形成过程，就是一个对受众有多少“教化作用”的筛选过程，更确切地说是一种艺术、思想、宗教、哲学的沉淀过程，还没有哪一曲久演不衰的剧目是纯娱乐化的“耍戏子”作品。娱乐仅仅是艺术的一种外在手段，并且是多种手段中的一种，艺术的本质是对人类进行严肃而深入的思考。

《三娘教子》说的是养母的艰辛，并由这种艰辛唤起养子做人的良知和信念，从而使他步入良性成长的轨道。在秦腔的上千个戏本中，劝善和劝学的作品占有很大比重，那种潜移默化的作用之于广袤的西北大地，甚至比所有政治、宗教、教育都更具有深刻性和普遍性，在新中国成立以前这起码是不争的事实。农村人的历史、地理、文化甚至包括伦理、道德、价值观，有许多是从“高台教化”中获取的。我甚至觉得“老戏”的劝学比今天的各种“劝学”更具有“道”和做人的认识价值。我们今天劝人学习似乎更多是在“器”上做文章，“道”的成分越来越微乎其微，如果说过去的劝学是培养了一代代的所谓“封建人格”，那么今天培养了一大批只重“技”和利益攫取的“经济人格”就文明了、先进了、现代了吗？有时许多事物的变化仅仅是用华丽真理遮蔽朴素真理的一个过程，剥开来看，其核心往往是最朴素的东西最具有耐久力和实用性。

我先后翻阅了三百多个秦腔传统戏本，大多都是讲忠义、诚信、侠骨、节孝的，里面确有“吃人”的东西存在，但这类戏已大多不再演出，永不落幕的总是那些正义战胜邪恶，好人斗败恶人，善良终落好报的“团圆戏”。其实莎士比亚也不尽是悲剧，他的诸多戏剧也是要“皆大欢喜”的，因而，拿西方人来做参照系，民族戏曲的这种“套路”也是不孤单的。更何况给小人物、善良者和好人以希望与出路，恐怕也正是文学艺术所应承担的责任之一。我们在面对“小众”时，尽可以探索人类的黑暗与龌龊，但作为面对大众的戏曲艺术，尤其是面对想要在戏里找到希望的普通观众层，我们恐怕怎么都不能把那点微弱的暖光掐灭了。

摘自《说秦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