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第3期的《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了作家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粱》，震动了整个文坛。小说以发生在高密东北乡的壮怀激烈的民间抗日故事，赞颂民族大义，弘扬民族精神。这部小说是强悍的生命力和凛然的民族正气的混声合唱。小说的主人公——“我爷爷”“我奶奶”身上迸发出的蓬勃生命力和自发的爱国热情，令无数读者震撼、感动。

1985年秋，在文坛上开始崭露头角的莫言与几个当时同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的学员一起，去北京西直门总政招待所参加了一个军事题材小说座谈会。正是这次座谈会促使他在3个多月后拿出了一部脍炙人口的抗日题材小说，这便是他早期的代表作——《红高粱》。

这个题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的军事题材小说座谈会与以往的座谈会略有不同，既为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也意在促使军事文学创作出现更多的大作品。会上，一批老军旅作家对中国军事文学创作现状甚为担忧，他们拿苏联的战争文学与中国的作比较，说苏联的卫国战争虽然只打了4年，但是反映卫国战争的文学层出不穷，孕育出了5代描写卫国战争的苏联作家，而我国有着28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争历史，却没有产生多少战争文学，更没有出现像《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这样的文学经典。

莫言能够很快拿出一部令老军旅作家信服的战争文学作品来，容易让人归功于其天才的创造力。其实，《红高粱》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莫言青年时期的工友张世家为他提供的发生在家乡的抗日战争素材。

莫言在《〈红高粱〉与张世家》一文中首次披露了《红高粱》创作过程中的重要细节。1983年的春节，莫言回老家山东高密探亲访友，与旧时的工友张世家喝酒。张世家否定了莫言此前的军事文学创作，并质问莫言：“咱们高密东北乡有这么多素材，你为什么不写，偏要去写那些你不熟悉的事？”随后，他向莫言绘声绘色地讲起了“公婆庙大屠杀”的历史。张世家是公婆庙村人，他的一个亲属在那次屠杀中受了伤，对这一事件了如指掌——“1938年3月中旬，游击队在孙家口村大桥头埋下了连环铁耙，伏击了日本鬼子的汽车队，经过浴血奋战，打死日本鬼子39人，其中还包括一个少将中冈弥高。几天后，日本鬼子大队人马前来报复，但被指错了方向，没包围孙家口，却包围了公婆庙，屠杀了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一百余口，整个村庄几乎被夷为平地。”这则悲惨的抗日战争故事，最初并没有引起莫言的创作兴趣，直到几年后他考进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参加“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军事题材小说座谈会，这则故事猛然撞击了他的灵感之钟。

小说在1985年年底经历两周的时间完成，本该刊发于《人民文学》——一直紧盯莫言创作的《人民文学》编辑朱伟在《红高粱》创作之初，就向莫言下了“订单”。然而手稿意外地被《十月》的编辑章仲锷半路“劫”走了。

朱伟与莫言的相识缘于莫言刊发于《中国作家》1985年第2期的小说《透明的红萝卜》，朱伟看后很喜欢，“至今仍认为，这是莫言写得最好的中篇小说”。因为这篇小说，莫言接到了《人民文学》在1985年夏天举办的青年创作研讨会的邀请，朱伟与莫言由此相识。此后，朱伟就开始向莫言约稿。

在《爆炸》发表后，莫言与朱伟首次谈起他想以家乡高密为背景，创作系列小说《红高粱家族》的构想。朱伟听到后，对这个创作话题极感兴趣，就预先向莫言“订货”，叮嘱他，“第一篇写完了一定要先给我”。鉴于上世纪80年代初各大编辑部之间抢稿事件时有发生，朱伟隔三岔五地去看莫言，但又不敢过多询问莫言的写作进度。一次看望莫言时，问他写完没有，莫言说他刚写完，但稿子被《十月》的编辑章仲锷拿走了。朱伟当场就急了：“我们事先已经说好的，怎么能写完就给了他呢？”莫言也很无奈，章仲锷是文坛伯乐，《十月》杂志的创刊人之一，他提出想看看稿子，“坐在那儿看完了就一定要拿走”“他那么好的人，我实在没有办法”。朱伟当时就生气了，对莫言说：“那你就给章仲锷打电话，帮我把稿子要回来，你的态度必须明确！”

朱伟自己又给章仲锷打了一个电话，在电话里说：“老章，你是前辈了，这稿子是莫言说好给《人民文学》的，你怎么能把稿件拿走了呢？如果文学界都这样，那还有信义吗？你马上给我把稿子退回来。”事后，朱伟说，亏得章仲锷老先生雅量，在电话里并没有和他争辩，过了两天他就收到章仲锷退回的稿子，《红高粱》最终得以顺利地刊登于《人民文学》1986年第3期。

小说刊发前正值春节，莫言在高密休假，收到了《人民文学》编辑的信，信上说《红高粱》得到了时任《人民文学》主编王蒙的好评。

摘自《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