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了解了政策以及违反政策的处理办法，过去学校曾有人违反政策开除公职。生育是以夫妻为前提，法律并不支持非婚生子，不结婚就没有生育权利。如果失去刚刚获得的工作，便没有能力抚养孩子。她知道可以花钱随便找个人登记假结婚。她不愿意她和夏先生的孩子还没出生就像个难民一样需要避难，过早地蒙上一股凄凉。她胆子大的时候，是因为单枪匹马无所顾忌，怀孕使她变得胆小与怯懦。

她捏着医院B超单看了很久，想了很久，最终觉得至少应该与夏先生谈一谈——看在爱情的份上。

过了一周，他们在咖啡厅见了面，一个小时后他要去参加一个文化活动，他要发言。也许是因为胎儿的缘故，她忽然感觉他和她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改变，以往每次见他都满身欲望，并且必然要在一个方便的地方释放。这一次却十分平静，好像老夫老妻。在他喝下第三口咖啡之后，她开始切入正题。

“有件事情我不知道怎么办 这个事是好事也是坏事，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

“讲来听听。”他漂洋过海捉住她的手。

“我想自己抚养，但是我很可能因此丢掉工作，失去经济来源，所有的努力会因这次处分化为灰烬。”

“你说什么？我没听明白。”

“我怀孕了。”

“不可能吧。”他有点惊慌。

她把检查单给他看，指了指图片上的小黑点。这个小黑点，就是他和她的孩子，听起来很不现实。

“我并不想打扰你 。”她说，“我只是不知道怎么办，也许你有好的主意。”

他摘了眼镜，再戴上。望着小黑点沉默不语。

她也没有打破他的安静。什么东西在慢慢凝固。也许是空气，因为两人都有窒息感。

解决一个问题，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他说。以他惯有的学者语气，学术讨论发言的腔调。

“你说的我没听明白。”她说。

“做掉。”他做了一个手势。“你的事业才刚刚开始。”

“我已经三十三岁了。”她说。

“我妈生我的时候已经四十三了。”他说，你非常健康，健康女人的生育力，可以持续到五十岁左右。

她沉默。眼睛盯着他的喉结，她喜欢亲吻那里。那里也是他的敏感处，但现在那喉结成了黑点，那黑点还在跳动。

你还很年轻，事业刚刚稳定 需要掌握教学工作，接下来评职称、长江学者，你一路披上荆斩棘，不能半途而废。

她认为他说的有道理，只不过这些道理由一个错误的人在错误的时刻说出来，就不是道理，而是伪善。

“我已经三十三岁了。”她又说了一遍。

这时他看了一下腕表，别被这些小事情绊住。他说：“ 我一直相信你会取得非常大的成就，不要丢了你的野心。”

“我先去开会。”他说过务必慎重考虑之后，在她额头上亲吻了一下转身离开。

这便是她和他唯一面对面进行的一次仓促交谈。他称之为 小事情，她没有再找他，他也没有问起。好像那次见面，他对她的那番劝慰表示他已经尽了一个好朋友的情分。游戏是她心甘情愿参与的，他并没有隐瞒他的真实情况，出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她承认是自己的责任，子宫长在她身上，而不是男人那儿，她自己应该保护好子宫的安全，没有道理让他来承担子宫的责任，因为他的本意是令她快乐或彼此愉悦，错误在于她是子宫携带者，却没将其保管好。

她有几天静静面对自己的时间。有些东西碎裂了，也有一死的念头闪过。他们的爱情——她觉得他们是那么的情投意合性事美满——被一个小黑点瓦解了。同时另外有些人正在将小黑点描绘成爱情的结晶，他们为此欢欣雀跃举家欢庆。还有些人为了这个小黑点，正在寻医求药，或者不惜重金租借子宫。

当然她不会死掉，死是真正的懦弱，那只是走投无路的人想用最后的一个行动唤醒别人，报复别人，惩罚别人。她既不想唤醒他，也不想报复惩罚他，她真的觉得这完完全全是自己的事，只不过她需要厘清思绪，重新审视这个小黑点以及自己的情感与生活。她想过如果能保住工作她愿意留住小黑点，她对他的期待超出自己的预料，她原本以为自己对孩子没兴趣，那些随时一裤裆屎尿的哭闹的小东西会把人的生活搞得一团糟。他也可能生病、早夭、受伤、跌倒，让生活徒增痛苦的各种因素——她也愿意承担了，不觉得是问题了，她甚至盼着那个小东西到她的生活中来捣乱。

她并没有拖延太久。新学期开始她的确有太多的工作要处理，小黑点被自动排到边缘位置，只在一天停下手来的时候，她才猛然想起他。他在生活中占据的空间越来越小，甚至从她的心理上也一样，一贯努力向前的那股劲头冲淡了小黑点，她明白现在的确不是生孩子的时候。夏先生说的话没什么错，但作为当事人之一，他说些别的也许更好。她并没有怪罪他的意思。他那张嘴巴有说任何话的自由权利，即便他那么说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庭，保护家庭可不是什么坏事。她始终这么替他想，替他分辩。就这样，有一天她趁着没课心平气和地去医院解决问题，就像得了感冒或者鼻炎。挂号时里面的人粗声粗气问她挂什么科，她忘了上次来检查挂的什么科，她是第一次发生这种事情，她甚至说不出那个充满血腥味的医学术语——堕胎。

医生说，胎儿很好。你年纪也不小了，要不要再考虑考虑。考虑清楚了，拿掉。听到这个冰冷的声音，她自己都吃一惊。

“好多人想怀都怀不上，你这怀了却不要。”医生摇摇头。

“我今天就是来解决问题 的。”她急促地打断医生的话，希望她不要过于好心，她已经说得让她心里难受起来了。

两小时后，她带着空空荡荡的身体飘出医院大门，如释重负，好像是悲从中来，松口气却变成叹息。回到学校的时候，她完全平静了，来往的年轻学生和静美的校园像一只温柔的手掌贴在她冰凉的胸口，“我差点毁了这些。”她想 。同时看到夏先生的电话，像得到了这个消息似的。

“你好。”她说。

“工作怎么样？带学生压力大不大？”

“挺好的，就是比较忙。”她回答。

“你身体还好吧？”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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