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廷芳就读的圣保罗书院虽然是教会创办的一所神学院，但是其所设课程已经基本世俗化。早在建院之初，英国外交部就每年向该校提供250英镑，作为港英殖民地政府培养传译员和翻译人员的经费。因而，当1861年毕业时，才华出众、相貌堂堂的伍廷芳经严格挑选被录取为香港高等审判厅译员。至此，伍廷芳开始学习西洋法律。

从1861年毕业涉足政界起，到1874年自费留学英国止，伍廷芳连续在香港生活了13年。在此期间，伍廷芳最值得追颂的是：主持创办了中国第一份日报——《中外新报》。

《中外新报》的创办，是必然与偶然的统一，是偶然与必然的巧合。

香港华人经济势力的崛起，是伍廷芳创办报纸的经济动因。19世纪60年代全球经济呈现出飞速发展的势头，为香港地区经济繁荣提供了契机。北美大陆、澳洲大陆相继传出发现大量金矿的消息后，全球刮起了一阵规模宏大的“淘金旋风”。在发财欲念的驱动下，数以万计的华人纷纷漂洋过海，应招奔赴淘金场。地处东西交通要道的香港成为外运的主要港口。为躲避战乱迁往香港的两粤富绅，利用香港四通八达的航运线，架起了一座座通往世界各地的桥梁，把远洋贸易和中国沿海贸易衔接起来。随之而来的便是滚滚的财源。到19世纪60年代初，在港华人已达8万之众，华人的财富远远超过洋商而成为香港财政收入的支柱。反映华人利益，表达华人心声的第一份报纸——《中外新报》，便在华商大力发展转口贸易的行进中呱呱落地。

《中外新报》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情况下创办的。当时，有一个伦敦传道会的牧师罗传列东来中国，此人通粤语，博学多识，曾在港府任通事之职，1856—1860年间，为香港首任监督学院，一生著作甚丰。他看见因语言障碍，东西方文化交流极为不便，于是便编了一本《汉英字典》，交给香港《孖剌西报》排印。报社因此制了一副中文铅字，等到字典印完后，中文铅字便无用武之地。1860年，伍廷芳、黄胜等人议决利用这副铅字，出版中文报纸。《孖剌西报》的负责人表示同意。于是，《中外新报》便由此诞生。是年，伍廷芳18岁。

既然事涉黄胜，在此就必须交代一下黄胜的情况。因为长期以来，由于伍廷芳在晚清政坛上、民国风云中蜚声海内外，后来的人们在提及《中外新报》时，往往把功劳全归于伍廷芳一人，而作为该报另一重要创办者的黄胜则渐渐为人们所遗忘。

黄胜(1828—1902)，字平甫，广东香山县东岸乡人，生于澳门。1843年来港就读于马礼逊学校，与容闳为同窗。1847年同容闳、黄宽一起赴美留学，入马萨诸塞州孟松学校攻读，一年后因病返港，先后在《德臣西报》《孖剌西报》工作，从事编辑翻译，精通印刷技术。后来转入香港最早的英文书院英华书院任教，继任校长，与英国传教士、著名汉学家理雅各翻译四书五经，对促进中英文化交流贡献甚大。

从黄胜的生平简历中可以发现，1860年《中外新报》创办时，黄胜无论是在年龄上还是在个人经历上都要比伍廷芳占优势。因此，应该说是伍廷芳、黄胜共同创办了《中外新报》。

《中外新报》是作为《孖剌西报》的附刊出版的。最初星期一、三、五出版，后来改为日报。每天下午出版四开一小张，约容4号字15000字，除广告外，新闻约占报面的三分之一。另外用南山贝纸印“行情纸”一页，专门登载货价、船期，随报纸派送，切中商人、市民的需要。年收费3元。因经营得法，报纸销量甚好，民国初年达到全盛时期，销数逾万。后来被龙济光操纵，成为军阀的喉舌，为读者所唾弃。龙济光倒台后，遂一蹶不振，1920年乃宣告停刊。前后存在60年。

伍廷芳将《中外新报》视为宣传西学，启迪民智的基地，他对该报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十多年来，在完成了一天的公务后，他时常伏案工作到深夜。为报纸翻译资料，确保报纸的质量，即使是在炎热的夏天，也不稍懈。有时翻译完一篇资料已是黎明时分，他便匆匆漱洗完毕，赶往港府法庭，开始新一天的工作。

伍廷芳在主持《中外新报》的同时，还协助陈言（蔼亭）创办了《华字日报》。陈言，字善言，号蔼亭，与伍廷芳是亲戚，任《德臣西报》副主笔。1878年应驻美公使陈兰彬的邀请，出任中国驻古巴领事。任内，积极保护华侨。1879年后出任开平煤局总办、沪宁铁路总办。1905年8月去世。《华字日报》创刊于1864年，此为香港第二份中文报纸，最初由陈蔼亭主持，后由江治、何仲生等接办。该报存在近80年。1941年12月25日，日军攻陷香港时，因不愿受屈辱而停刊。

关于该报创办的缘起及与伍廷芳的关系，《华字日报》曾有过明确的阐述：外观于世界潮流，内察乎国民程度，知非自强不足以自保，非开通民智无以图强，……乃决意创办本报，期以世界知识灌输于国人， 以国内政俗告于侨胞。使民智日开，而益奋其爱国之念，此办报之惟一宗旨也。惟其时铅字印机，购办极难。筹备经年，始向教会中之西人，购得铅字一副。……惟印刷机仍缺，不获已乃商于《德臣西报》 之主持人，与之合办。……而当时名流，伍廷芳、何启实为之助。

由上可见，从《中外新报》到《华字日报》，仅仅过了4年，中国人办报的趣旨便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如果说，《中外新报》启迪民智，御侮图强还处于朦胧阶段的话，《华字日报》则将这一宗旨渲染得旗帜鲜明，明确无误。“期以世界知识灌输于国人，以国内政俗告于侨胞”，即是有感于西洋文化冲击下，中国社会表现出的“附庸”“愚顽”现象而发，希冀通过报刊这一近代社会的大众传播媒介，唤起国人（主要是殖民地统治下的香港华人）理性地对待西洋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使民智日开，而益奋其爱国之念”。

《中外新报》开启了中国近代报业史的先河，继之而起者如雨后春笋。仅在香港一地，《华字日报》之后，又有《循环日报》（1874年）、《维新日报》（1880年）、《述报》（1884年）、《粤报》（1885年）、《广报》(1886年)、《中国日报》（1899年）、《商报》（1904年）、《广东日报》（1904年）、《有所谓报》（1905年6月）、《新汉报》（1911年）、《华商总会报》（1919年）、《新闻报》（1920年）、《工商日报》（1925年）等。这些报纸的办报思想更加明确，办报形式更趋合理、新颖。无怪乎40年后，伍廷芳欣然说道：“自从我们第一张报纸，以小小的纸张出版，到现在它领导及塑造了公允的舆论。”

事业的接近，趣旨的契合，使伍廷芳与王韬走到了一起。王韬这位中国传统文化的“叛逆者”，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扮演了一个“盗火”的普罗米修斯的角色。其传奇性的经历，更令后世的人们格外着迷。王韬是江苏甫里镇人，1828年11月10日出生，孩童时即显露出过人的天资，熟读经书，但是在科举道路上却是一个失败者，到头来只是一个不名一文的秀才。一连串的挫折、失意，使他对科举制及清王朝的统治深怀怨恨。

在香港，王韬主要从事“东学西渐”和“西学东渐”的工作，协助英国传教士理雅各，将四书五经翻译成英文，同时也向华人输入西学，《法国志略》即在此间完成。他还兼任《德臣西报》的子报《近世编录》的编辑。同行的缘故，王韬结识了陈言，并由此认识了伍廷芳、黄胜、何启等人。1874年1月5日，王韬主办的《循环日报》创刊，伍廷芳曾给予了大力支持。

在香港这块特殊的土地上，特殊的文化氛围中，伍廷芳、陈言、黄胜、王韬，这批沐浴在异国文明中的人走到了一起，有别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新型知识群体在此形成。

摘自张礼恒所著《“三世”外交家伍廷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