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8版:理论 上一版3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让大数据在精准施策中发力
把握疫情下 数字化转型发展机遇
释放消费热情应多管齐下
“一查到底”
疫情对产业的影响及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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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对产业的影响及政策建议

刘志彪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将对我国产业经济运行态势、产业组织方式和产业结构带来较大的影响。这种影响虽然从总体上、在长期中不会改变中国经济运行的总趋势,但是却会因产业、地区、企业的不同而在影响的性质和程度上有所差异。

一、疫情影响中国产业经济的若干判断

第一,疫情对中国服务业的影响和冲击首当其冲。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已经使我国服务业尤其是消费者服务业处于几乎停摆的状态。现在各类需要面对面服务的消费者服务业,尤其是交通运输、餐饮、酒店、旅游、娱乐等行业,复工复产计划完全取决于疫情控制的周期,一大批劳动密集的加工出口企业和中小企业濒临破产倒闭。考虑到当前中国服务业占据国民经济的份额快要接近60%,因此本次疫情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要远大于2003年非典疫情的影响。

第二,疫情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表面上可能并没有对生活性服务业的冲击那么直接那么大,但实际上的影响更深远。由于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规模,一般在发达国家要占到其服务业总量的70%以上,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也要占到第三产业的50%左右,因此,此次疫情对生活性服务业的影响,可能要小于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这是与普通人直观的感受不一致的地方,也是需要引起高度关注的事情。

第三,疫情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可能要大于中国服务业。疫情对于制造业的主要影响,在于疫情流行中的劳动力供给不足,以及由此带来的产业体系、分工体系的扰乱和对现代产业链可能带来的暂时性断裂。对中国这个世界工厂来说,由于制造业占比要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而且劳动密集的中小企业和出口企业众多,因此我们判断,疫情对制造业的影响可能要大于对服务业的影响。尤其是对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中国制造来说,疫情最大的影响,实际上是可能会打乱中国在国内外建立的长期的供应链生态。

二、疫情对产业经济可能造成的风险

1.疫情的蔓延和复工复产越是延迟,对服务业打击越大,越会助推经济增长下行。

2.疫情的蔓延和复工复产越是延迟,越将可能导致大批中小企业退出市场,进一步增加大企业的市场控制力量。

3.疫情的蔓延和复工复产越是延迟,打乱全球供应链秩序的可能性越大,中国制造企业越有可能与全球价值链脱钩。

三、从疫情防控看我国产业政策优化

前一段时间,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帮助中小企业尽快复工复产的优惠政策。这里主要想就本次疫情防控过程中影响我国产业和经济的某些实际问题,提出一些较为长远的考虑和建议。

1.建议以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起点,大力发展现代公共服务业尤其是卫生医疗服务业,立即着手规划建设重大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在全国建立若干个重特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基地。这样,在可能的下一次类似事件中,所有的病人就能得到最快的隔离治疗,医护人员和志愿者的生活能得到较好的保障,让疫情在短期内得到有效控制。

2.调整新型基建、大项目建设的结构和方向,重点推动整个社会的信息化系统的发展水平,进一步发展线上交易和机器换人产业。2003年SARS之后中国互联网企业迎来了重要的发展阶段。在当前的5G阶段,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客观上可能催生我国企业信息化、互联网化、自动化和智能化的新一轮发展,从而出现新型的产业门类、服务模式和新经济增长点。对此建议:(1)政府加大对5G、机器人等产业的相关投资,对冲经济下行压力。(2)提倡互联网巨头运用云计算等信息技术,为中小企业免费或低价提供在线办公、在线学习等工具,提高中小企业在疫情阶段灵活工作的效率。

3.进一步反思和解决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建设中地方经济碎片化的问题。超大规模市场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但是在这次疫情防控中,一些地方政府擅自封锁道路、阻断物流人流等一系列反市场一体化匪夷所思的行为,极大地影响了全国复工复产进程和经济复苏。少数地方官员缺少应有的担当和作为,为企业复工复产设置了许多互为矛盾的、烦琐复杂的前置性条件。

4.要预先防止疫情过后可能掀起的对中小企业的兼并收购浪潮,稳定社会就业,维护中小企业生存的社会条件和法律保障。可以预计,这一波疫情蔓延结束后,将有一批原本财务和经营处于“紧运行”状态的中小企业死亡退出,由此会影响就业和社会稳定。为解决这一难题,建议对那些原本企业管理规范、产品有市场需求但因为受疫情拖累而发生困难的中小企业,政府要想方设法运用各种财政金融手段进行非兼并式救助,以防止产业组织过度集中化。

5.要预防疫情过后可能出现的逆全球化趋势,再次重塑中国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可以预判,某些发达国家会想办法重建原本因缺乏比较优势而放弃的产业门类,这将极大地影响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继续加强和巩固与“一带一路”各经济体的密切联系是一个化解办法,争取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的尽早签署,也是一个有效地对冲措施。(作者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产经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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