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 洋

新冠疫情已经对中国和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就目前各地复工复产的情况来看，一季度我国经济负增长已成定局。世界范围内，美国和欧洲也肯定负增长。世界经济进入衰退，已经是无可辩驳的事实。这场衰退会持续多长时间，取决于疫情会持续多久以及各国疫后恢复经济活动的速度。

目前，各级政府已经采取了许多措施来支持复工复产，加速经济复苏。政府也出台了新一轮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直接提振有效需求，货币政策在提升有效需求的同时为企业注入流动性，防止企业出现流动性危机。然而，目前的财政政策过于偏向投资，而忽视了消费，因而作用可能会是有限的。消费已经占到我国GDP总量的55%，而且，近些年来消费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一直在70%~80%之间。另外，零售服务业是消费的龙头，消费不振，意味着服务业就业不足，在目前的防疫情形下，两者更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相辅相成。在经济下行的时候，政府总是把就业摆在第一位，以为可以离开经济复苏单独提高就业。这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就业永远都是和经济活动的强弱联系在一起的。在技术不发生大变动的前提下，没有经济增长，就没有就业增长；反过来，没有看到就业增长，也不会有经济增长。

政策制定者还必须考虑政府投资扩张的后遗症。自2008年以来，我国已经有过两轮政府投资的高潮，一轮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四万亿”，另一轮是2016~2017年应对经济下滑的财政扩张。现在即将形成第三轮政府投资高潮。政府基建投资有其合理性，但运动式的投资扩张后患无穷。最主要的问题是，在每一次投资高潮中，地方政府的商业性债务就膨胀一次，而这些债务基本上处于无人监控的状态，但最终还得中央政府买单。

如何提振消费？

既然消费下降主要是因为民众害怕疫情复发、不敢出门去消费造成的，那么，提振民众的信心就是首要任务。如何提振民众的信心呢？

首要的是政府层面转变认知，放弃运动式抗疫方式，确立抗疫长期化的思想。根据北京大学刘德寰教授的研究模型，当人口中的感染率低于十万分之一的时候，感染率不会大幅度上升，而只有当感染率大于十万分之二的时候，暴发才会发生。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城市的感染率在百万分之一级别，因此完全可以采取“佛系”抗疫方式，同时内部监控不放松，一旦感染率接近十万分之一再提高抗疫级别也来得及。在转变思路的基础上，应采取下述具体措施提振消费。

首先是传播科学防疫的知识，缓解民众的紧张情绪。两个多月的防疫经验告诉我们，只要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如戴口罩、勤洗手，感染病毒的可能性是很低的。然而，目前各种传播途径给出的信息仍然是，防疫仍然是第一要务，为达到“零风险”的目的，政府宁愿关闭消费场所。如果科学家的判断是正确的话，病毒不可能在今年内消灭掉。在这种情况下，全国上下必须学会与病毒共存一段时间。媒体的宣传和政府的措施都必须以这个判断为基础。

其次是放宽对企业和服务场所的防疫要求，除必要的个人防疫措施之外，不要再因为一例新增病例就让企业或服务场所关停。可以要求企业和服务场所增加个人卫生设施，如增加洗手池，放置洗手液等。

再次是要用一些显著的活动给民众传递积极的信号。比如，中小学复课可以大大增强民众的信心。线下培训机构本来是一大服务业主力，但现在全都处于关门状态。显然，中小学不复课，没有家长敢送孩子去参加线下培训。

最后，一些财政补贴措施也可以帮助提振消费。一些城市发行了消费券，另一些城市出台了对汽车消费的补贴，等等。这些措施在边际上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力度不足以重启消费。当前的情况不同于一般的经济衰退，不是人们在边际上减少消费，而是全体民众一致性的减少消费，必须用很大的冲击才能重启。建议由中央政府给中低收入者发可观数量的消费券，资金可以通过国债来筹措。今年政府债务突破GDP的3%，甚至达到5%都是应该的。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