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 剑

1910年的秋天，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上，一群以狩猎为生的猎人已经提前来到了这里，准备猎杀一种被称为“旱獭”的动物。旱獭，其实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土拨鼠。

这些猎人抓到旱獭后，将皮剥下，卖给俄国商人。至于肉，便当作辛苦一天的晚餐。旱獭的肉质很好，可以食用，但最贵的还是它的毛皮，保暖耐磨，很适合寒冷的天气。一张旱獭皮的价格，大约在一两白银左右。

猎人们可能做梦也没想到，因为吃了旱獭肉，竟然引发了一场烈性传染病：鼠疫。

鼠疫从西伯利亚暴发，很快就传到了中国东北。得病者发烧、咳嗽、出血，每天死亡人数以百计。东北疫情“如水泄地，似火燎原”，引起了民众和清政府的极度恐慌。

当时的日本与沙俄政府，以保护侨民为由，威胁清政府：如果不能有效控制疫情，他们将派专家和军队接管东北。

在此紧急关头，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挺身而出，被清廷任命为北满防疫处总医官，全权负责东北抗疫事宜。

这个年轻人，就是伍连德，剑桥大学第一位华人医学博士，中国现代医学的奠基人之一。

伍连德祖籍广东台山，生于马来西亚槟城的一个华人移民家庭。他的父母为他取名连德，是希望他兼备五种美德：温和、善良、恭敬、节俭、忍让。他从小勤奋好学，17岁获取英国女皇奖学金，进入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学医。1907年，胸怀报国理想的伍连德，接受清政府的邀聘，回国担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副校长），与梁启超、辜鸿铭等人交往甚密。

1910年12月，伍连德带着助手林嘉瑞直扑疫情第一线哈尔滨。他的行李中，有一架英国制的中型显微镜以及酒精、试管、剪刀、钳子等医用品。

在当时的医学界，以日本细菌学家北里柴三郎为首的科学家，普遍认为鼠疫是由老鼠传染给人的。伍连德却不这么认为，他深入疫情最严重的傅家甸实地考察，发现病源来自旱獭，早期患者多为捕杀旱獭的猎人和皮货商。

为了弄清病因病理，伍连德找到了一具因病毒感染死亡的尸体，亲手实施了中国医学史上的第一例疫尸病理解剖。经过三天的细菌培养，他在显微镜下看到了鼠疫杆菌，并第一次提出了“肺鼠疫”的概念，认为这种“肺部的瘟疫”，通过空气飞沫传播，可以人传人，是一种烈性呼吸性传染病。

找到病源之后，伍连德立即动用军队、警察、邮差等社会力量，采取了强有力的隔离措施。他的方法很简单，却很有效：

整个东北实行封城，分区管控。每个区配备一定的医生、警察以及医疗物资。不同区的居民佩戴不同颜色的证章，分别是红、黄、蓝、白，每种颜色只允许在本区活动。

下令封锁山海关，任何人出入山海关都必须在军人的看守下滞留五日，确认无恙才可以放行。铁路交通严格管制，南满铁路、东清铁路和京津铁路陆续停止运行。

在当地建立“鼠疫医院”。伍连德要求当地官员提供更多的房舍，供急性患者用作医院。将疑似患者集中收治在隔离营中，每天测量体温、检查症状，连续七日正常方可解除隔离。对病亡者尸体进行火化处理。

为了防止传染，伍连德发明了一种用纱布和棉绒缝制的简易口罩，要求防疫人员和老百姓都把嘴巴和鼻子遮挡起来。这种“伍氏口罩”制作方式简单，成本低廉，受到各国专家的赞赏：“伍连德发明之面具，式样简单，制造费轻，但服之效力，亦颇佳善。”至今，仍有医务人员在使用这种口罩。伍连德后来回忆：“在疫情猖獗时，防护口罩被证明最有用。”

就这样不到4个月，伍连德成功扑灭了一场百年不遇的大瘟疫。

1911年4月，清政府在奉天（今沈阳）召开万国鼠疫研究大会。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来自英、美、法等十多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公推伍连德为大会主席。因为在抗疫中的杰出表现，伍连德被授予“鼠疫斗士”称号，从此名扬全球。

梁启超先生由衷赞叹道：“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连德博士一人而已。”

此后，伍连德又兴办了哈尔滨医院、中央医院（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协和医院、东北陆军总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202医院），担任了东三省防疫事务处总办、中央防疫处处长、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哈尔滨医科大学）首任校长、全国海港检疫处处长等职，被公认为是中国近代公共卫生学家、中国现代医学先驱、中国检疫防疫事业的创始人。

1935年，伍连德被提名为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候选人，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华人科学家。

1960年1月21日，伍连德病逝于马来西亚槟榔屿，享年81岁。在伍连德的自传序言里，有这样一句话：“我曾将大半生奉献给古老的中国”。

伍连德留存的照片中，有一张戎装照片，伍连德佩戴着二等双龙勋章，英气逼人。二等双龙勋章，这是中国历史上医生获得的最高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