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辉煌的唐诗国度步入宋词的天下，历史的车轮也从大唐更迭至中国古代另一个值得人们回味的大宋。

如同唐朝诗人张若虚凭一首《春江花月夜》笑傲群星，宋代建筑大师、管城人士李诫也凭一部“中国古代建筑学集大成者”《营造法式》名垂千古。“中国近代建筑之父”梁思成一生只做两事：编写《中国建筑史》、研究李诫的《营造法式》。

应该说，《营造法式》的诞生是众望所归、千呼万唤。北宋建国后，社会进入相对稳定、繁荣的幸福期，百余年间大兴土木，宫殿、庙宇、园林建造也此起彼伏，负责工程的大小官吏也趁机钻起了空子。逐渐蔓延的贪污之风，使得连国库都无法支撑浩大的开支。在这种背景下，建筑的各种设计标准、规范和有关材料、施工定额、指标等亟待“定制”，用明确房屋建筑的等级制度、建筑形式及料例功限等杜绝贪污盗窃。

这个时期，正是“王安石变法”如火如荼之际。王安石认为，国家想要富强，除了开源还需节流，节流的主要方式就是减少贪污和腐败，让政府的钱花得明白。

李诫在建筑方面的实践经验非常丰富，他曾负责主持过大量新建或重修的工程，朱雀门、太庙、钦慈太后佛寺等工程都经他手，可谓北宋最负盛名的建筑专家。在最容易滋生腐败的建筑工程方面，王安石任命当时土木工程的机构负责人李诫编撰官方建筑法规典籍。李诫以他10余年建筑工程的经验为基础，参阅大量文献和就有的规章制度，手记工匠讲述的各种操作规程、技术要领及各种建筑构件的形制、加工办法，历经三四年的努力，终于变成流传至今的《营造法式》，并于1103年刊行全国。

现代人看到《营造法式》估计会眼花缭乱：全书357篇、3555条，共分34卷，包括对古代文献中建筑术语的同物不同名称作了考证定名；大木作、小木作、雕作、旋作、锯作、竹作、瓦作、泥作、彩画作、转作、窑作、石作、壕寨等13个工种的加工造作制度；按各种制度，规定各工种构件产品的劳动定额与计算方法；料例：规定各种制作的用料定额和有关产品质量标准……

1919年，一个叫朱启钤的人从江南图书馆发现丁丙八千楼抄本；1920年，商务印书馆发行丁丙八千楼抄本的影印本后，著名藏书家陶湘根据《四库全书》文渊阁、文津阁、文溯阁抄本，密韵楼蒋氏抄本，丁丙八千楼抄本相互校勘，仿照绍定本《营造法式》的排版和字体，于1925年刻板刊行，世称为“仿宋陶湘本”。1925年，改良派代表梁启超得到了陶本《营造法式》，并给当时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求学的儿子梁思成寄去一本。梁启超在给梁思成的信中写道：“此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也。己朱桂辛校印莆竣赠我，此本遂以寄思成徽因俾永宝之。”由此，也有了梁思成此后潜心研究此书，终得破译这本“天书”的传奇故事。

除了搞建筑，史料记载李诫还是一位书画兼长、精通音乐的多领域艺术家、学者。如研究地理，他写了《续山海经》十卷；研究历史人物，写了《续同姓名录》二卷；著有《马经》三卷、善画马，《五马图》得到绘画艺术造诣颇深的宋徽宗的赞赏；研究文字学，著有《古篆说文》十卷；精通音乐，著有《琵琶录》三卷；就连对博艺游戏，都有《六博经》三卷……可惜这些著作都已经失传。但或许正是这样一个涉猎广泛、知识渊博的多方面才能，才使得《营造法式》横空出世。

通过《营造法式》，梁思成与李诫“结缘”，对李诫在建筑学上的成就及广博学识、踏实作风推崇备至的梁思成，还给自己的儿子取名“从诫”。一个从郑州走出来的北宋建筑学家，就这样“征服”梁思成乃至全世界。

本报记者 左丽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