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运涛

杜甫作为第一流的历史文化名人，为郑州乃至中原文化高地树立了不朽的精神地标。其诗歌中蕴含的鲜明人文精神和特色文化内容，是郑州文化建设中极富特色的历史文化资源。“地以人传人以地，拜公遗像颂公诗”。杜甫故里作为世人瞻仰诗圣遗迹的重要场所，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热爱诗歌、追求崇高、崇仰“圣贤”的特定审美眼光、文化心理与精神诉求，日益成为重要的文化旅游目的地。挖掘、研究和传承名扬四海的杜甫文化，打造郑州文化名人特色品牌，推动杜甫文化产业化开发，发挥杜甫文化教导、教育和濡化作用，引导文化旅游与其他产业深度融合，形成历史文化名人系列产业链，对于当前加快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连绵不断的战争成就了杜甫“诗史”创作。一是“安史之乱”为杜甫的诗史创作立基。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不仅彻底改变了唐朝发展的走向，也彻底改变了杜甫的生命轨迹。杜甫一边在战争的烽火中不停地辗转奔突，一边用他天才的诗歌创作记录个人遭际和时代变迁。如“三吏”“三别”等名篇，均写于诗人在战火中逃亡之际，既反映了战争给人民生活带来的苦难，也展现了杜甫忧国忧民的仁爱精神。由于安史叛军是发起对唐王朝政权侵犯最久、危害最大的主要力量，而杜甫向来支持国家统一，崇尚各民族和平，反对狭隘的民族分裂主义和不义战争，因此，杜甫诗歌更多地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安史叛军，表达了对“羯胡事主终无赖”的强烈愤慨。二是唐朝与吐蕃之间的战争为杜甫的诗史创作铸魂。杜甫从乾元二年秋写《秦州杂诗》始，至大历三年秋写《秋日送石首薛明府辞满告别三十韵》止，十年时间写了以吐蕃入侵为题材的诗四十余首，真实地反映了唐王朝和吐蕃曲折复杂关系的变化历程。由于唐玄宗的穷兵黩武和边将的好大喜功，客观上给黎民百姓带来了沉痛的灾难，杜甫毫不犹豫地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唐朝统治者。无论是《兵车行》中对“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的悲惨情景的刻画，还是在“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中蕴含的对非正义战争的愤怒谴责，都生动地反映了被迫应征人民的痛苦，形象地说明了对吐蕃的开边战争不得人心，鲜明地表达了诗人的反战立场。

杜甫漂泊西南时期的生活相对安静平和，在此期间的诗歌中常常流露出对真实幸福生活的珍惜和满足，给后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一是偏安一隅享受家庭生活的天伦之乐。无论是“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江村》）的“各美其美”，或是“晒药能无妇，应门亦有儿”（《秦州杂诗》之二十）的全家劳作，还是“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客至》）的“朋来之乐”，诗人此时的心都是舒展惬意的。二是走近自然感受万物生长的乡野之趣。无论是“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对“蝶舞”“莺啼”的生动刻画，还是“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绝句》）对“鹂鸣”“鹭飞”的贴切描写，都洋溢着“万类霜天竞自由”的蓬勃生机。纵使千载以后，人们依然记得杜甫的那扇宁静的窗，以及曾经照亮了西岭的“千秋雪”。三是寄身孤舟领受浩瀚星空的壮阔之美。无论是“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的漂流之夜，还是“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的洞庭水阔，纵使在漂泊无依的日子里，诗人依然能够不时地感受到天地之壮美，只不过杜甫在山水吟咏中也饱含着对时事的关切。阅读那些脍炙人口的诗篇，理解和“咀嚼”其中的“诗心”，可以感受杜甫西南漂泊生活中的生命律动，感受诗人享受天伦之乐的人生至趣，还有对远方战事的羁绊。

杜甫对战争与和平生活的态度展现了其鲜明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一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悲悯情怀。与儒家倡导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有所不同，“穷年忧黎元”的杜甫“一卧苍江惊岁晚，几回青锁点朝班”（《秋兴八首》），心心念念不忘百姓疾苦，只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种“己溺己饥”的仁爱精神和悲天悯人的思想深度，对后来的诗人兼政治家的白居易、王安石等影响很大。二是“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故土情结。杜甫在“九度附书向洛阳，十年骨肉无消息”（《天边行》）的困苦煎熬中，经历了“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春望》）的焦灼等待，厌倦了“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绝句二首》）的孤独无奈，习惯了“思家步月清宵立，忆弟看云白日眠”（《恨别》）的乱世漂泊，内心“寻找家园”的渴望反而越发强烈。三是“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生命意识。在长期辗转漂泊的生活中，诗人时常被人命如蚁的惊惧和无法把握命运的忧虑紧紧裹挟，由此更多了一份清醒和悲壮。庆幸的是，这份清醒和悲壮非但没有让诗人萎靡，反而让他对身边的一草一木有了更为丰盈的感知和欣赏。如他在《岳麓山道林二奔行》中所说：“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鸟山花吾友于”，直谓起伏的山峦犹如自己起伏的肺腑，山中的花鸟就是自己的朋辈兄弟，表达了诗人眼中万物皆有灵的生命自觉。

“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生活在智媒时代的我们，仍然可以借助诗歌走近杜甫，感受其诗歌中凝缩的儒家精神和道德传统。特别是杜甫在颠沛流离中对国家民族的深切关注，对“战争与和平”的真实记录，不仅集中展现了杜诗的“史诗”特征，也是“诗圣”杜甫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诗意表达，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如果说“秀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是诗人余光中对“诗仙”李白的极致推崇，那么“一个人笔下的唐朝”则是世人对“诗圣”杜甫的由衷赞叹。杜甫在战争与和平之间奔波，在襄阳与洛阳之间眺望，其诗歌呈现出的悲欣交集和家国情怀，无不彰显出了强大的文化能量和人格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