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传俊

母亲节前的一个早晨，我伫立在一座楼房的五层，面南背北，隔窗眺望——南方不但有生我养我的地方，更值得深情依恋的是，那里有母亲的栖息之所。

放眼望去，深绿浅红，母亲的善言善行好像窗外的雪松、杨柳、月季花一样清晰地在脑中显现。

我似乎看到，母亲顶艳阳冒酷暑弯腰一镰紧接一镰收割麦子的姿势。我好像听到，母亲呼唤我回家吃饭的熟悉声音。母亲蒸的刚出锅还冒热气的香甜的红薯味，好像还在她劳作不止的厨房里弥漫着。她弥留之际嘱咐我的话语，仍清清楚楚回响在我的耳畔。那天下午，躺在地铺上的母亲一脸痛苦，她也许预感到来日不多，用沙哑的声音对我说：“娃呀，妈恐怕活不成了。你是个有工作的人，经常出门在外，坐车，见了老人和抱小孩的妇女，要记住让个座；要饭的走到门口，没多有少给一点；我走了以后，我没穿多长时间的棉裤，可给你老六奶送去，她家可怜……”当时，我非常难受，根本理会不到这就是“遗言”，我眼含热泪，恳求母亲道：“妈，你别说了！”我幻想她的甲状腺癌肯定能治好，幻想她这样时常怀有慈悲之心的人是不会轻易撇下她的儿女们不管的，更幻想她根本不会离开此时急需她照顾的这个破烂家庭……

母亲从不考虑自己。儿时跟她下地割草，她曾对我说，她之所以每天起早睡晚忙了地里忙家里，是生怕被村里人笑话。大字不识一个的她，也许基于这种意识，一大早睁开眼就忙碌不停；晚上，在一盏豆油灯陪伴下，她纺线一熬就是大半夜。外县换线袜子的来了，她用纺出的棉线为我们换几双袜子穿。为了“打扮”正上初中的我，她会用卖鸡蛋的钱为我买双球鞋和背心。而在我的记忆里，母亲几乎没有添过一件新衣服。

那年月，在家乡十分贫穷之下，勤劳的母亲将生活调剂得有滋有味。她将一年每人百十来斤的麦子和其他杂粮珍藏得完好，何时晾晒、磨面，什么粮食与什么粮食搭配做饭才可口，她都精打细算，“饭食”在胸。尤其是逢年过节或来了客人，她更会将粗茶淡饭调配得像模像样，这确实需要了不起的本事。也难怪，生产队里来了从公社到基层的干部，会计大多都往我家派饭。

家里修缮房屋、到城里拉煤灰烧锅、挖沼气池、用洋槐树做椅子等时，免不了请人帮忙，对于前来“帮忙”的，母亲或粗粮细作，或将平时节省下来的白面蒸成馍馍、擀成面条招待。而她从来是不“坐桌”吃这些“奢侈品”的。饭菜端上桌，她就去忙总也忙不完的生活琐事，等“帮忙”的搁下碗筷，才去收拾“残局”。

后来，我到远方工作。我思念一年只有寒暑假才能见到的妈妈。我想见到妈妈，又担心离家时她送了一程又一程，直到我的身影消失在她的视线里，过多地使她心里难受。因此，我每从千里之外工作的城市回到家，就先将何时离家的日子告诉妈妈，唯恐我住了一段马上说要离开时她接受不了。即便是这样，我每每离开家时，她总是舍不得似的一个劲儿往前送，直送得泪流不止，我也泪水涟涟。我心里十分清楚，因为两个妹妹还小，我在家可为她多分担一些忧愁。但当时我的嘴太笨拙，没有一句宽慰的话语。

在我的眼里，母亲的苦难多于欢乐。

我的家乡，离村庄近一点的庄稼地头，总要种一些禾草喂耕牛。那年秋季一中午，又困又饿的母亲将满满一篮子青草举到肩膀上准备回家时，一个趔趄摔倒在地头割过的禾草地上。可恶的禾草茬子无情地扎进了母亲小腿，母亲到村卫生所简单包扎后就忍疼忙活开了。一连数月，每隔几天就去换一次药。几个月过去了，伤口毫无愈合迹象。直到有一天，母亲又去换药，村医一按伤口，尖利的禾草茬子从母亲小腿伤口的另一部位“噌”地窜出……我无法感知母亲的疼痛，也无法想象母亲是如何忍着巨大的疼痛咬牙日复一日地为生活操劳。少不更事的我，不知道大医院能拍片子，如果拍照出异物并及时取出，就减少了母亲的疼痛时间，甚至精神上的折磨。可我年纪太小，无能为力……我千遍万遍诅咒那根禾草茬子，是它让母亲饱受不该有的磨难。与妹妹见面，一提起母亲在世时遭受的罪，我总会情不自禁地这样说：“咱妈多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啊！”

我和妹妹一向助人为乐、先人后己的良好品质，都是从母亲那里继承并发扬光大的，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应一代代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