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水芹每天都早早把小屋的门插上，她把自己的行李都收拾好了，一找到房子就走。

她去了梦金子那里，可是梦金子已经走了，连工作都辞了。

姚水芹的心在傍晚的辉光里忽然变得凄惶无助，她将身子依在她和梦金子住过的房门上，哀哀地想，梦金子是找到给她买房的男人了吗？

梦金子是个算得上年轻的女人，她没有嫁过人，她有本钱。她所拥有的，姚水芹什么都没有。而且她还有丈夫有女儿，永远都不会有人给她买房了。

姚水芹再也不想看到赵伟峰，她现在觉得他很脏，从外到内都是脏的。骨子里他还是一个乡下人，他的那些体面都是装出来的。赵伟峰平时爱哼哼两句豫剧，姚水芹很喜欢听，觉得他是有情趣的。现在听到他喉咙里发出任何声响，她都觉得厌恶。她早上早早走，晚上在外面转悠很久才回去。可她暂时没有地方可去，她已经看了几处房，有400的，有500的，是她每个月一半的收入，她实在舍不得。

姚水芹一天天腻烦着，却一天天忍挨下去。她每天都对自己说，明天一定走，明天却仍然还得住下来。她每天夜里躺在床上都禁不住悲哀地想，母亲说的没错，穷人，穷人，什么叫穷人？缺囊少气的，这就叫穷人！

日子尴尬地挨延着，赵伟峰那天是喝多了酒，若是他能说上一句道歉的话，她也许会好受一点。赵伟峰却什么都不说，好像没那回事儿似的。姚水芹就暗暗骂自己，真是没囊气啊，你不就是赵伟峰骂的猪女人？难道遇不到赵伟峰就得睡马路上吗？明天一定得找地方，400就400吧！

这座城市临海，白天再怎么热，太阳落了之后，跟着风就凉爽起来。姚水芹喜欢这里的夜晚，她在道边的市民公园坐上一坐，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下班之后，她是自由的，不用操心地里的庄稼，不必伺候圈里的猪。她很穷，租不起一间属于她一个人的屋。但是她白天的劳动受人尊重，她吃得很好，她穿的是在乡村见都没有见过的漂亮洁净的衣裳，她做一天活就能挣一天的钱。到了晚上，所有的时间都是她自己的了，她自己也是她自己的了。她一个人坐在路边的公园里听风，鸟儿夜间的呢喃显得很遥远，过往的行人很多，但也无碍。他们与她统统都是不相干的。这个城市是孤独的，也是开放的，谁都倚靠不住，但谁也不会干涉你。她却仍然愿意在这里待下去。在她的不远处，有一对恋人在亲昵。他们的莺声燕语，有着暧昧的气息传过来。这就是爱情吗？她没有经历过爱情，在这个城市的夜晚她陡然想到了这样一个词——爱情。姚水芹的心中突然泛起一股从未有过的辛酸。过上了好日子，她的心竟然娇嫩起来！

姚水芹准备和赵伟峰商量，在她没找到房子之前，房租由两个人平摊，这样或许她会好受一点儿。她想好了，今天回去就跟他说清楚。她那天下班回来，没有看到赵伟峰，却在自己的小床上意外地发现一个皮包。式样洋气的皮包，让她的心狂跳起来。她在女人街里见到过这种包，要好几百元呢。她曾经想过，将来攒足了钱，就给自己买一个。她一直用着刘太太给她的那只旧包。她是劳作之人，用包用得费，皮子已经磨得透底了。没有包背着，人家还真不知道她有这么穷吧！若是背了床上这包，或许就像个城里的女人了。

包肯定是赵伟峰买的。可是，天啊，他不道歉，却买这么昂贵的包给她是什么意思？

姚水芹坐在床上想了很久，她决定把包还回去。姚水芹把包挂在赵伟峰的门把手上，她想好了，这不明不白的东西她不能要。可是包第二天又回到她的床上。第三天她再挂回去，仍然是又固执地回来。

这包是长了腿的！

姚水芹想，你赵伟峰哪怕说一句道歉的话，我就原谅你。她任那包在桌子上放了两天，她非常恼怒，恨不得拿剪刀剪碎它。可到了第三天，心中反而发了横，我明天干脆就背上！看能咋的？

姚水芹把她的几样小东西真的就装进了包里，把包背在身上试试。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一下子年轻了许多。在包上身的那一刻，她觉得赵伟峰终于从她身上下来了。

姚水芹的心里热辣辣的，她觉得在城里还真有点儿意思，真是好。

八

我和大姐夫回到家的时候，大姐已经做好饭了，一个肉丝炒红辣椒，一个木耳海米炒白菜丝。主食是一盘素煎包，底子炕得焦黄。还有一盆紫菜蛋花汤，黑黑黄黄的热汤上，细细地撒着一撮青蒜苗儿，看颜色就觉得好喝。我们家的人都天生的好厨艺，再怎么简单的饭菜，也能做得像模像样。但说实话，这样的饭菜招待远方的客人的确有点太寒酸了。

大姐夫看看菜，看看我，又看看大姐。大姐解下围裙扔在椅背上，用手捶着腰说：“我们眼下比不得三妹，山珍海味人家顿顿吃。小户人家就这样，从小就在一个锅里捞稀稠，她啥不知道！”我连忙说是是是，我现在吃得很少，减肥呢。

大姐夫拍了一下手说：“哎呀忘了！早上我起来专门给三妹买的她爱吃的烧鸡和合记牛肉还在冰箱里呢！”

我心里一热。大姐却有点嗔怒地瞪他一眼说：“那你还不赶紧拿出来？”

我也好几年没回来了。大姐虽然也比过去老了，但她吃得胖，看起来满面红光，好像跟大姐夫不是一代人。吃饭的时候，大姐跟我郑重地说起父亲墓地的事儿，她说母亲已经给她打过电话了，让她出十万块钱。

我故作轻松地说：“要说这事儿早就应该办了，老是让咱爸挪来挪去，连个固定的地儿都没有，也不合适。”

“这事儿是不是你的主意？”大姐瞪着我问。她跟母亲一样，从小到大就用这种口气跟我和二姐说话。

大姐夫低头给我夹了两块牛肉，又给我盛了一碗汤。虽然他没抬头，但我知道他在小心地听着。

“不是谁的主意，关键是这事儿应该办了。”我也明显感觉到大姐的话里有情绪，便努力显出不在乎的样子，“妈跟我和小妹商量，我们都同意了。”

“你们同意，我同意了吗？反正我是拿不出来这么多钱！”大姐忽然涨红了脸，眼里竟然涌出了泪来。她把筷子拍在桌子上，索性捂着脸哽咽着哭了起来，“我们比不得你，十万块钱跟拔根毫毛一样。老大老二生孩子的生孩子，上学的上学。都是些造粪机器，睁开眼睛就只管要钱，四处都是用钱的地儿。我和你姐夫都不干了，你们觉得我会屙钱啊？”

“大姐。”我看着她，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她用“你们”这个词儿，更是让我觉得刺心，好像我们是合着伙儿来勒索她似的。什么时候母亲被划到我阵营里来了？我和母亲，能是“我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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