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蔚文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如何推进现代化的城市建设和城市治理，是摆在城镇化实践中的重要问题。

追求现代化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在此过程中，城市日益成为人类生产生活的重心，这是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可以说，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具体呈现，城市则是现代性在空间上的表达。

梳理世界现代化和城镇化的历史进程，不难发现，肇始于工业革命的第一次现代化转型使大部分发达经济体从传统乡村社会转向现代城市社会。二战结束以来，这一以经济为中心的现代化转型一方面进一步催生了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客观上驱动着现代化走向第二次转型；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日益严重的气候生态环境问题，主观上要求现代化必须走向第二次转型。第二次现代化转型更深刻地影响了全球城镇化的进程和形态：从以工矿企业发展为核心的趋同化、粗放型城市建设，向生态型、个性化、特色化城市转变；知识和创新取代工业成为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城市之间乃至城乡之间的等级秩序从中心化走向网络化；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与人工智能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在城市治理等各个方面进行智能化转型。

在中国的实践中，城镇化亦被视为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然而中国的现代化和城镇化都是世界历史中的全新类型。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城镇的国家之一，但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才在真正意义上开始自己的工业化发展道路，通过工业化带动现代化迅速转型；与此同时，第二次现代化转型汹涌而至，意味着我国要实现现代化，需要几乎同时完成两次现代化转型。

因此，中国目前处在第一次现代化进程叠加第二次现代化转型的关键节点上，既要借鉴发达国家第一次现代化转型中城镇化建设的先进经验，如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区域统一要素市场的形成以及城乡差距的缩小，又要面对第二次现代化转型的新形势，如知识经济浪潮、信息技术革命、生态环境危机、人的主体性觉醒等。

把中国的城镇化进程纳入到全球现代化转型的视野中来，在两次现代化转型的叠加期推进中国城镇化，必须要紧密关注以下四个关键问题。

核心问题：人的城镇化。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红利”和“土地红利”成了中国快速城镇化进程的重要驱动力。但数量庞大的农业转移人口，在一段时间内只能以“半融入”的方式参与城镇化进程，缺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的机会。此后，我们开始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将“有序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当前，该项工作尚在推进，如何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在就业、医疗、教育、文化等方面全面融入城市生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成为各地方政府城镇化建设工作的重中之重。

动力问题：城市自身高质量发展。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发展方式粗放、产业升级低效、社会问题突出、资源环境承载力明显下降等问题十分突出。在新型城镇化新阶段，必须围绕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解决城镇化建设中的效率、包容、韧性、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效率问题上，应在产业结构升级、投融资机制优化、创新发展等方面发力；城市包容性发展问题上，城市社会治理、公共资源优化配置等应成为关注重点；韧性城市建设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城市洪涝灾害等为提高城市面对传统及非传统安全风险的抵御能力、应急能力及迅速恢复能力提供了经验教训；城市可持续发展方面，优化城市人居环境，打造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多样的城市，应成为大中小城市的共同行动目标。

载体问题：城镇体系的空间布局。互联网与现代化交通运输网络的发展，大大拓宽了城市的活动空间，使城市得以延伸其各种功能的地域分布，城镇化呈现集聚化和扩散化的双重特点，由此带来了大中小城市之间、城市与小城镇、乡村之间空间关系的重整。在集聚化的空间布局中，特色小镇等功能混合利用的新型发展空间不断涌现；在扩散化的空间布局中，城市之间乃至城乡之间的空间等级秩序从“金字塔型”转向“网络型”，特定城市在城镇体系中的辐射作用，不再仅仅取决于其自身资源的拥有规模，更取决于其开放度和连接度。因此，如何推动城镇体系内产业分工和产业链空间分布的优化，促进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和乡村协调发展，是拓展城镇化发展的重要问题。

辐射问题：城乡融合。城镇化进程一体两翼，使全民共享城镇化成果，既要关注城市，也不能忽视农村。我国农村人口基数大、人均农业资源紧缺，在传统小农经济和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下，城乡差距仍不可忽视。面临“三农问题”，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新时期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应与乡村振兴战略紧密结合，其关键问题是建立“人、地、钱”的城乡融合发展机制，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促进城乡融合，扩大城镇化建设的辐射作用。（作者系浙江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