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晋藩 张京凯

历史经验之一：明确监察官选任条件

德行显著。御史位卑而权重，非刚正廉洁、忠直敢言之人不能充任。汉武帝时，丞相长史田仁不畏强御而升任丞相司直；唐太宗时，权万纪“性强直，好直言”，授为治书侍御史。可见，德行显著既是御史的重要品质，也是其选任的首要条件。由于历代首重御史德行，恪尽职守的御史不断涌现，有效保障了监察体制运行。

学识优长。御史的学识素养对监察职能的发挥至关重要，故历代均选任学识优长之人担任御史。北魏初期，皇帝亲选御史，“必以对策高第者补之”。隋唐科举取士后，学识高雅、科举正途出身成为监察御史选任的重要条件。宋真宗曾下诏：“御史须文学优长、政治尤异者，特加擢拜。”

明法律令。御史之责是纠举非法，必须明法律令。《周礼》记载：“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以赞冢宰。”《睡虎地秦墓竹简》记载：“岁雠辟律于御史。”汉初，“凡诏令，御史起草”。可见，御史谙熟法令是其胜任工作的必要条件。

为官经历。州县官熟悉地方工作、了解风俗民情、知晓官场陋习，从中选拔老成练达、举事审当之人担任监察御史，利于实现监察效能。汉代中高级监察官多由政绩突出者升任。唐朝“监察选拜，多自京畿县尉”。宋朝也多从有施政经验的官员中选任台谏官。清朝《钦定台规》规定，各部郎中、员外郎“任职不满三年者不得选充科道官”。

历史经验之二：建立健全监察官选任和监管制度

据法选任监察官。监察御史肩负绳愆纠谬、董正朝纲的重任，其选任要遵循典章法令及皇帝诏敕。监察法为监察御史的选任监管提供了坚实的法制保障。其一，明确监察官选任的法定标准。唐朝颁布《拣择刺史诏》和《简京官为都督刺史诏》，分别将“才望兼优、公清特著可以宣风导俗”和“宏才通识、堪致理兴化”作为拣择刺史标准。其二，明确监察官任职或更替的法定期限。为确保所选之人有旺盛精力投入工作，一些朝代规定了监察御史任职年龄。为防止监察官与地方官“上下稔情”，一些朝代还规定巡按御史更替年限。其三，明确监察官选任的禁止性规定。唐宣宗曾颁诏敕，禁止起用受过处分的“有赃累”官员为监察官。清朝《钦定台规》规定，凡由科道降任它职者，不许再充选科道官。

实施监察官任职回避制度。其一，亲族回避。唐宋严禁宰相亲戚子弟充任台谏官。唐宪宗时，太子司仪郎杜从郁曾任左补阙、左拾遗，后因其宰相之子身份，“改他官”。宋哲宗曾下诏“执政亲戚不除谏”。明清选任科道官也执行亲族回避。其二，地域回避。清顺治时期规定，各省巡按御史有“家乡邻近者，虽系隔省，亦不得差”。乾隆帝曾命都察院将所任之道在本省的御史改拨别道，待御史出缺时按回避本省之制补缺。其三，复差回避。清朝的专差御史不得两次派往同一部门，以免“瞻徇情面”。这些规定，减少了亲缘、地缘、裙带关系对监察官的影响，保障了其依法履职。

加强对选非其人者的问责。监察御史的选任有皇帝敕授、上官荐举、部院考选等多种方式。若监察官选得其人，有利于监察机构自身发展；若监察官选非其人，荐举者将遭到指责乃至问责，这也有利于监察机构自身建设。

监察官选任和监管的当代传承与发展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是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监察官法制定时遵循体现监察工作特色的原则，既重视吸收借鉴公务员法、法官法、检察官法、人民警察法的法律规范和立法经验，又重视传承发展中国古代监察官选任和监管的历史经验和法治精神，突出监察立法的中国特色。

其一，列明选任条件，拓宽选用方式。中国古代选任监察官首重道德品质，还要求学识优长，明法律令，并有地方工作经验。监察官法传承发展了这些经验，专章规定监察官的选任条件和任职限制、选用原则和具体方式，以确保选得其人。

其二，依法选任和考核，明确奖励和保障。监察官法传承发展了这些法制经验，明确了监察官的法定职责、义务和权利以及依法免职的情形，明晰了监察官的任免权限和程序，创设了十三级监察官等级制度，规定了监察官的地域回避、任职回避、离任回避等内容。

其三，加强监管和制约，严格惩戒和问责。监察官法用多项法律规范加强对监察官履职和守法情况的监督，构筑起严格规范的监察官监督与制约机制。如果监察官有贪污贿赂、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监督职责等十项情形，将依法给予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该法还规定了监察官责任追究制度，对滥用职权、失职失责造成严重后果的，将终身追责或进行问责。这些机制和措施，对于加强监察机构自身建设，完善对监察权力运行的监督，防治“灯下黑”，都具有重要意义。（作者分别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研究”首席专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