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增加收入，多挣工分，无论是尚本礼老师还是他的爱人祁青芹社员，都尽可能地参加生产队的劳动。生产队也鼓励在外工作人员、民办教师、中学生星期天和节假日参加田间劳动。

每个社员的劳动工分值，都是在生产队全体社员会上讨论评定的。工分评定看似简单，但其中的因素也相当复杂，与性别、年龄、身体状况、劳动能力、劳动强度、技术含量等都有关系。

尚本礼老师参加过本生产队评分的社员大会，大致情况是：正常的生产劳动，一般青壮年男劳力，早上（3分）、上午（3分）、下午（4分）一天三晌出全工，挣1工（10分）；老年男劳力 8至9分；14岁以下少年劳力，一天5至7分；15岁到17岁少年劳力，一天6至8分；青壮年妇女，一天8分；老年妇女，6至7分。

比如看护庄稼地，比较轻松，大多都派老人干，一天8分；像浇地， 虽然轻松，但开柴油机或电力水泵，都需要技术，还有夜班，都是年轻男劳力干，一天工值就是1工；再比如赶牲口的把式，技术性高，也是一天1工；挑大粪（从各家各户用木桶把人粪尿挑出来集中到一起），劳动强度大、脏，虽然松散，一天也是1工；而烧红薯炕（红薯育苗的小面积园圃），比较轻松，技术含量也不高，一天8分。

冢后大队第三生产队就因为烧红薯炕出过“典故”：这年开春，第三生产队开会评工分，队里派一个绰号叫黑椹的老先生负责烧红薯炕。黑椹五十多岁，上过私塾，有文化，还当过几年兵，身体瘦弱， 一般的农活都干不了，生产队为了照顾他，就派他干一些看地、烧红薯炕这样的轻活儿。评到黑椹，队长说，烧红薯炕这活儿轻松，一天烧两回就中了，一天也按8分。黑椹觉得不公平，就说，烧红薯炕轻松是轻松， 可这是技术活儿，还得操心，不评一工三吧，最少也得跟整劳力一样， 评一工吧。队长看看社员，大家都不说话，最后就答应了他的要求。如果黑椹顺利完成这项任务，这事就不会成为冢后大队“风光一时” 的著名事件了——半个月之后，黑椹老先生把红薯全烧熟了，不得不把红薯种扒出来分给社员们，成为一个笑话，并由此诞生了冢后大队独有的一条歇后语：黑椹烧红薯炕——那是技术活儿。

祁青芹社员很能干，是妇女劳力中工值最高的，一天8分，早上2分，上午3分，下午3分。因为要带孩子，早上基本上是没法出工的。中午要给孩子做饭，得提前收工回家，也会扣工分。中午打发孩子吃完饭，弄不好又会误了下午上工。加上她自己再有个头疼脑热、不舒服， 没法上工，一年下来，能挣到的工分也不过五六十工，折合成钱也就是10 元多点。

尚本礼老师虽然身强力壮，但毕竟是个教书先生，劳动技术不够， 也吃不了太大的苦，生产队为他评定的工值是一天8分。扣除冬季没有农活的星期天、假日，他满打满算能参加劳动的总时间也不超过两个月， 加上学校或家里有事不能参加劳动，一年最多也只能挣到三四十工，折合成钱8元左右。

两个人挣的工分钱，加到一起还不够“缺粮款”的零头，但毕竟还是可以补一点亏空。再者，尽可能地参加生产劳动，这至少是一个积极的态度，也让那些天天在地里干活的骨干劳力心里舒服一些。

曾经的温饱生活

新中国成立那年，尚本礼老师家按人口分了10多亩土地。他的父亲是革命干部，曾上过西学，是最后一批民间所称的“洋学秀才”，民国时期做过公学教师、联保主任，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在民政部门、供销部门工作。他的母亲是个勤俭持家的好手。父亲常年在外工作，母亲在家操持家务、打理土地，还做加工生意，一家子的生活很殷实。

尚本礼老师有一个哥哥、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大哥长他5岁， 自小就上学，从私塾一直上到开封师院（今河南大学），十几岁即离开家乡，大学毕业后留在省会工作，与土地基本没有直接关系了。尚本礼老师自幼身体壮实，脚大手大，用坊间的话说，一看就是个能掏力的坯子，父母也打算让他继承祖业，在家种地。

新中国成立初期，豫北田地里的井还很少。那时候，土法打井全靠人工挖掘，方法也笨：先在地上挖掘直径两米左右的圆筒，挖到一定的深度，就在井底放一个中间空的圆木盘，然后在木盘边缘上砌砖，砖砌到地面，再继续下挖。接下来的工程非常缓慢和艰难，要一点一点地从木盘下边掏土，再用木桶把土拉到地面。掏土的过程中，必须让承载着井壁砖的木盘保持平衡，一旦倾斜，砖坍塌下来，下边的人轻则受伤，重则丧命，搞不好就会倾家荡产。再者，还存在挖到很深而出水量太少甚至无水的可能，那就白折腾了。这些风险，使打井的成本过高，与浇水带来的效益相比并不划算，加之长期以来人们根深蒂固的“靠天收”观念，人们打井的积极性普遍不高。

冢后村曾流行过一个关于打井的“典故”：尚超峰打井——“泼” 上了（即拼尽全部财力的意思）。尚超峰是尚本礼老师远门的一个叔叔， 读过私塾，在村里也算个文化人，家里的地靠天收成很差，就踅摸着打一口井。这一年春天，打井工程进入实施阶段。动工前，尚超峰对打井师傅和帮忙的人承诺：这次打井，“泼”上了，无论师傅和忙工，吃饭保证“一块面”，完工后炸面坨管吃饱。开工之后，生活标准却打了折扣，只中午一顿饭让吃馒头，早晚饭全是红薯干面、玉米面两掺窝窝头。令大家更失望的是，完工之后的炸面坨，更是没见影儿。人们对尚超峰“放空炮”自然不满，便以戏谑的方式赠送给他一个歇后语式的“典故”。每每有人说到要自己或别人下决心放开花钱，就会用上那个“典故”：尚超峰打井——“泼”上了。

没有井，种庄稼全靠担水浇灌，效率极低，给三五亩地浇上一次水， 得全家能干的人都拼命干几天。

尚本礼老师的母亲，那时候已经认识到肥料是粮食的“粮食”，很重视给土地施用肥料。他们把豆饼、棉油饼砸碎埋在地里，肥力更好， 他家的庄稼比周边的长得明显好，收成也能高出两三成。

尚本礼老师还记得，每年的夏收和秋收，母亲都要亲自操持留种子的事情。母亲说，好种出好苗，好树结好桃。留种的事一点都不敢马虎。尚本礼老师后来才知道，母亲这句话是中原地区的农谚。

尚本礼老师家的小麦种子，都是多年传下来的品种，主要是“小红芒”“大白芒”这两个品种（民间把“芒”读作王）。“小红芒”产量略高，但磨出来的面发黑，口感也略差。“大白芒”磨出来的面白，口感也好， 但产量低。一般的农户，对两种小麦品相、口感的差别并不在乎，最大的愿望是收成好。因此，在华北平原乃至西北、东北地区大面积的麦田中，“小红芒”所占的比例绝对主流，而“大白芒”大多是一些大户自给自足的品种。

选小麦种子相对简单一些。收麦之前，选择土壤肥沃、长势均匀、品相良好、株壮穗大的地块，先把参差不齐的杂穗拔掉以保持纯度，再适时浇一次“麦黄水”。浇“麦黄水”主要是为了促进籽粒饱满，提高麦粒质量。再者，可以增加空气湿度，降低地温，减轻干热风的危害。做种子的小麦要单收单打，晒干后单独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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