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玉米种子比选小麦种子要复杂得多。限于种植技术的落后，当时中原地区基本上只种春玉米，留种子的地块需提前预留，水肥都要有保障。玉米出天缨之后，在扬花授粉之前，还要每隔一垄把天缨拔掉，以保证更好的养分供应种粒。尚本礼老师还记得跟着母亲在地里拔天缨的时候，母亲会把不结穗的空玉米棵拔掉——这就是被人们称作“甜蔗秆”的鲜美副食，汁水甘甜清冽，可与甘蔗媲美，这在那个年代也是中原乡下很难得的美味。玉米种子成熟后，掰下来玉米穗，把玉米袍剥开留在玉米棒尾部，然后编成金灿灿的玉米棒“塔”，悬挂在屋檐下，待来年播种前再脱粒。

尚本礼老师说，即使在肥料、种子等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农作物当时的产量也很低：小麦每亩可收五斗左右（约150斤）；玉米也差不多， 亩产大约五六斗；棉花亩产籽棉也只有五六十斤。

母亲在种庄稼方面很注意经济效益，总是多种棉花。按效益算，那时候种一亩棉花可以抵上种三亩粮食的收入。为了增加收入，有几年母亲还种植了四五亩的蓝靛，开起了染坊。把蓝靛收割到家，经过捶打、加水、过滤，即制成液体颜料，存在大缸内以备染布。母亲在经管好土地的同时，还做棉花加工生意：在集市上收购籽棉，运回家用碾花车脱籽，棉绒单独出售，棉籽则榨油，然后再把棉籽油与棉油饼分别出售。

尚本礼老师童年的记忆中，家里一直都有不少的存粮。那时的储藏方法很笨，但足够安全——埋在地下：在地上挖一个圆形的深坑，在底部铺上麦糠，再铺上席子，然后用茓子把粮食茓起来，周围填实麦糠，再用席子盖上，席子上再撒一层厚厚的麦糠，最后覆一层土。家里地埋的存粮，一般是两坑，一坑小麦，一坑玉米。一坑少说也有四五千斤。这些粮食，是备灾荒的，只要不进水，可以存放数年不变质。平时吃的粮食，则直接茓在屋里，随时可取。少数的谷子、黍子、高粱、豆类等杂粮，则存放在麦草篓、簸箩或笆斗篮等容器里。

1952年，尚本礼老师12岁。至此，他还没读过一天书。在田地里锻炼了几年，少年尚本礼老师已经有了成年的模样，高高的个子，壮硕的四肢，凸显出一个优秀劳力的雏形。

这一年9月，尚本礼老师离开了冢后村，父亲带着他来到了平原省省会——新乡市。与他一起被带到新乡市的，还有8岁的三弟尚本义、5岁的妹妹尚爱芳。四弟因为才3岁，跟着母亲留守在村里。

尚本礼老师与他的弟弟、妹妹能到省会上学，缘于他的父亲从滑县政府调到平原省民政厅之后，国家对部分工作人员实行的供给制。供给制的供给范围，包括了个人的衣、食、住、行、学习等必需用品和一些零用津贴，还包括在革命队伍中结婚所生育子女的生活费、保育费等，几乎囊括了日常生活的全部。也就是说，尚本礼老师兄妹三人在新乡的所有吃喝用度，都是由国家供给的。

可以说，是供给制改变了尚本礼老师的命运。因为不用花家里一分钱，父母才改变了让他在家种地的初衷，把他送到学校读书。自此，尚本礼老师过上了数年无忧无虑的生活。起初，尚本礼老师兄妹三人被安排在新乡市一完小读书。在新乡市一完小，尚本礼老师和他的弟弟、妹妹开始接受当时堪称一流的初级教育，并跟随父亲在机关食堂吃上了丰富的饭菜——尚本礼老师第一次吃到了红烧鲤鱼，吃到了炒肉丝，吃到了白米饭，吃到了很多没有吃过的饭菜。

1954年初，新学期开学，尚本礼老师兄妹三人转到了省直机关干部子弟学校——新乡市育才小学。在这里，生活的优裕程度更是超乎了他们的想象：宽敞的教室，舒适的宿舍，整洁的被褥，气派的餐厅，丰盛的饭菜，潇洒的老师，和蔼的阿姨，都让他们感到新奇而满足。

尚本礼老师说，在育才小学的四五年，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他因为上学晚，接受能力强，学习成绩优秀，连续跳级。学校还有丰富的课余生活，他学会了二胡、笛子、口琴等乐器，三弟热爱体育，加入了学校的足球队。生活方面，他们更是享受到了从来没有过的“特殊待遇”：每个宿舍住8个同学，被褥、衣服等生活用品均由学校统一提供。

低年级的学生，宿舍还配一个阿姨，负责打扫卫生、整理被褥、缝洗衣服等杂务。吃饭比父亲的机关食堂更丰富：宽敞的学生餐厅整齐地摆放着桌椅，每桌6个人，早晚餐主食有馒头、米饭、油条、大米粥、小米粥、牛奶等，副食有时令蔬菜、豆芽、豆腐、咸菜、腐乳等。午餐更丰富， 主食之外，每顿标准是六菜一汤，时令蔬菜、鸡鸭鱼肉蛋应有尽有，可谓品种繁多，花样丰富，大家都可以放开吃。饭后，还可以吃到桃、杏、苹果、梨等时令水果。水果是限量的，而且那时候的水果个头、品相、口感等与现在相比也差得多。

平原省于1952 年11 月被撤销行政区划，新乡、安阳、濮阳等专区并入河南省，平原省委、省政府直属机关的干部职工或调到河南省委、省政府相应的部门，或调到北京中央直属机关。尚本礼老师的父亲因调动前例行体检身体查出问题，只得去汲县干部疗养院进行疗养。父亲不在身边，十四五岁的尚本礼老师带着三弟、妹妹在新乡求学。因为有国家的供给做保障，他们的读书生活也没有发生多大变化。

1957年，尚本礼老师的父亲响应国家鼓励干部上山下乡政策，回到滑县老家养病。三弟与妹妹随即也离开新乡，转回到滑县万古小学。因为小学没有学生食堂，父亲暂时又没有工作单位，三弟与妹妹的户口便转到了冢后村。次年3月，上初二的尚本礼老师也从新乡育才小学转到设在滑县高平公社的县八中，他的户口与粮食关系随之转至学校。

饥荒带来的磨难

可以说，在18岁（1958年）之前，尚本礼老师从来没有想过会缺粮食，更没有过因为缺少粮食而发愁的体验，而且生活上一直比较优裕。

尚本礼老师的艰苦生活是从1958年回到家乡开始的。从城市回到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重大改变：城市干部子弟学校与农村学校的落差，可以说一个在云端，一个在地下。伙食水平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主食由原来的馒头、大米等细粮为主，变成了玉米面、红薯干面窝头等粗粮为主，做得还很难吃；蔬菜品种少，质量也差，副食品基本没有。

按规定，滑县初中生每月粮食“定量”标准为37.5斤，这对于正在长身体的青年人根本就不够吃。尚本礼老师年龄比其他同学大，身材又高大，还喜欢打篮球，在学校常常处于半饱的状态。每个星期天他都盼着回家能饱餐一顿。学校离家有七八公里，要步行一个多小时。每次， 尚本礼老师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扒”馍篮子。

1958年初，家里的馍篮子里不管细粮、粗粮，花卷、玉米面、红薯干面窝头或是掺着野菜的窝头、红薯、胡萝卜等有足够的量，尚本礼老师都可以敞开吃。

这一年，村里开起了“大伙食堂”，每个生产队设一个大食堂，全队的大人、孩子都集中在这里吃饭。大食堂开始吃的全是馒头，但很快就把生产队的小麦吃完了，换成了玉米面馍。没多久，玉米面馍也吃不上了，又换成了红薯、胡萝卜及红薯干面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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