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阶段，不管吃得好赖，还能填饱肚子。大概半年之后，红薯、胡萝卜及红薯干面馍也短缺了。尚本礼老师家里的馍篮子里粮食食品越来越少了，他每次急火火地回到家里，也不能保证吃饱了。

到了1959年，全国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冢后村也不例外。这一阶段，尚本礼老师最深刻的记忆就是饥饿，因而吃了很多未曾吃过的奇葩食物：谷糠馍、棉籽馍、茅根馍、草籽馍、夫根馍等，还有各种树皮、树叶。

倘若不是饥馑之年，谷糠都是用来喂畜禽的。那几年，人没吃的， 家里早就养不起猪羊鸡鸭了，以前养的要么卖掉换粮食，要么饿死杀吃了。谷糠馍被人们称作糠窝窝，粗糙干燥，硬涩难咽。

把棉籽打碎蒸馍，只有极度饥饿的人们才会想起那样的办法。那时候棉花脱绒的机械很简陋，棉籽上有不少的棉纤维。而坚硬的棉籽壳即使粉碎了，依然保留着它的特性。尚本礼老师现在说起棉籽馍依然反感不已——比起糠窝窝，棉籽馍更难吃，不仅又硬又涩，“扎嘴”，还有一种棉籽仁的油腻味道，多吃一点都会引起想吐的感觉。

除了难吃，吃了糠窝窝与棉籽馍还会导致严重的便秘，很多人因为吃了糠窝窝、棉籽馍屙不下来，在地上哭着打滚，痛苦不堪。

那时候，荒芜的盐碱地多，这种地不长庄稼，野草却能生长。人们便把茅草根挖出来，洗净晒干打成面，再蒸馍。人们当然也不会忘记草籽，收获之后磨面，量很有限，但终究也算食物，总比没有强。对茅根馍、草籽馍难吃的程度，尚本礼老师只说“不成个味道”，再找不到语言来形容了。

豫北农村称作“夫根”的植物，“官称”为日本天剑，民间和医生对其称呼相当多，狗狗秧、狗娃秧、狗儿蔓、富富苗、斧子苗、夫儿苗、葍秧、打碗花、面根藤、喇叭花等等，说的都是它。根白白细细的，类似于银条菜。饥荒年代，人们挖空心思找食物，夫儿苗根自然不会被放过。尚本礼老师吃的夫根馍，其实就是夫儿苗根做的野菜团——母亲把夫儿苗根揉软，拌极少的高粱面或红薯干面，团成团儿上锅蒸熟。与上述糠窝窝之类的馍对比，夫根馍吃起来除了稍有苦味，还算不上特别难吃， 吃到肚里也没有“后遗症”。

在吃的方面，人们真是有着超乎寻常的创造力。最艰难的时候，人们几乎吃遍了所有的植物。能吃的、不能吃的都会拿来吃吃试试。像槐花、榆钱儿、香椿芽、柳絮这些东西，老祖宗早就开始吃，那就是很难得的美味了。像榆叶、槐叶这样的树叶，没有怪味，也是人们首选的“猎物”。再后来，枣叶、杨叶、柳叶、杨树花（杨杨狗）、各种树皮，都被人们当作食物吃掉，甚至奇苦无比、气味难闻的苦楝树、臭椿树也都未能幸免。苦、臭，人们有办法，蒸煮，浸泡，淘洗，再不然就忍着苦、臭吃， 反正是得吃——不吃就得挨饿。那几年内，各村各户都没有了大树。

关于三年困难时期，有必要做一个简单的交代。据中国历史网发布的“1960年历史大事记”记述：“1960年上半年的高指标、‘共产风’等错误比1958年还要严重，影响范围也更广泛，造成了比1959年上半年更为严重的国民经济困难。第一，农业、轻工业生产下降。1960年，全国农业总产值完成415亿元，在1959年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又下降了12.6%；1960年粮食实产 1435亿公斤，比1957年的1950.5亿公斤减少了26%以上，比1959年减产265亿公斤，甚至低于 1951年的1437亿公斤；棉花产量2126万担，比1957年的3280万担减少35% 以上；油料产量3405万担，比1957年的7542万担减少一半多；粮、棉的产量降到了1951年的水平，油料产量甚至比1949年还低。其他主要农副产品的产量也大幅度下降。”

1961年，我国粮食总产为1475亿公斤，与上年基本持平。这一年，美国粮食总产量达1636.2亿公斤。美国当时的人口为1.84亿，为我国同期人口6.59亿的27.92%。

此间，为了解决粮食短缺，我国在粮食进出口方面也做了大的调整， 在向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主要粮食生产过剩的国家求购粮食的同时， 还通过第三国进口美国粮食，并向苏联提出购买粮食的要求。由于当时内地各专业外贸公司均缺乏从西方市场大量进口粮食的经验，国家委托与外商联系密切的中资企业香港华润公司操办粮食进口。1960年秋交会期间，华润公司与访港的澳大利亚小麦局局长签订了第一份粮食进口合同。1961年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决定进口粮食的一个多月之后，第一船进口粮食从澳大利亚运到天津新港。

据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1990年12月发表在美国《政治经济学杂志》上的文章《集体化与中国 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我国1961年共进口粮食581万吨，出口135.5万吨，净进口445.5万吨，其中小麦进口388万吨，占当年世界小麦进口总量的12.3%。按当时一年人均口粮360斤的标准计算，当年进口的粮食可以供应2400万人以上。1962 年，继续保持进口大于出口，净进口389万吨（进口492万吨，出口103万吨）。

而在此前三年，我国粮食出口均大于进口：1958年进口22.5万吨， 出口288.5万吨，净出口266万吨；1959年进口为零，出口为415.5万吨；1960 年进口6.5万吨，出口272万吨，净出口 265.5万吨。

1959年9月，尚本礼老师通过考试进入安阳地区直管的滑县师范学校（中专）。这意味着，尚本礼老师进入了国家体制——毕业后，他将会被国家分配到学校任教，成为一名吃商品粮的“定量户”。这时候， 尚处在三年困难初期，城镇居民及大中专学生等的粮食“定量”还基本能保持正常供应。到了1960年，全国性的粮食与副食品短缺加剧，国家和省里才下发文件，尚本礼老师的粮食“定量”由35斤减少到33斤。对尚本礼老师来说，每月减少两斤粮食，也不会给生活带来太大的影响。

1961 年暑假期间，即将升入师范三年级的尚本礼老师突然接到通知：国家因连续三年遭遇自然灾害导致经济困难，新学期不能正常开学， 暂时放假一年，可先在家务农，何时开学另行通知。

据资料，为了纠正1958—1960年出现的“左”倾错误，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教育部门按照中央要求贯彻落实这一方针，在1961年至1963年期间， 对全国高校、中专等学校进行了大规模压缩、调整，很多学校停办：高等学校由1960年的1289所裁并为407所，在校学生由96万人压缩到75万人；中等专业学校由1960年的6225所裁并为1355所，在校学生由221.6万压缩到 45.2万人。而河南省在 1961 年暑假之后未能返校的大中专学生有3712名。

其实，裁减合并大中专学校只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一个方面。这期间，全国范围内采取了力度更大的“壮士断腕”策略：基本建设投资方面，1961年为 123.3亿元，到1962年减少为67.6亿元；通过关停 1.8万国营工业单位的方式精简了850余万人，减少城镇人口1000余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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