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古人相比，现在的人真是太幸福了，一天吃几顿饭全凭自己做主，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基本上可以想吃啥就吃啥。古时候，一天吃几顿饭、什么时候吃，官方都是有规定限制的，即使是富人，家里有足够的食物，也得守规矩。换句话说，中国历史上相当长的时期，一天吃几顿饭是一种“政治待遇”。

先秦时期，人们都是一天只吃两顿饭。据甲骨文记载，殷商时期一日两餐：第一餐称“大食日”，又称“食日”；第二餐俗称“小食”。

战国时期，规定更明确一些：一日两餐，称为“朝食”和“哺食”。第一餐朝食，时间是日出以后，大约在上午9点。第二餐哺食，在太阳偏西时候，大约是下午4 点。《说文》对“哺”的解释就是“申时食也”。“朝食”和“哺食”又叫“饔”和“飧”，后来人们以“饔飧”来称呼饭食。

因为粮食有限，即使一日两餐，也要因人而异。《墨子·杂守》称， 兵士每天吃两顿饭，食量分为五个等级。汉代的礼仪则规定：天子一日四餐，诸侯一日三餐，平民两餐。比如西汉时，给因反叛被流放的淮南王的圣旨就专门指出了“减一日三餐为两餐”。

吃饭时间也是不可以随便更改的，全社会都得严格遵守。《论语》中讲的“不时不食”，强调的就是进餐时间。在不是进餐时间用餐，就是越礼的行为（特别的犒赏除外）。

有文献记载，西汉时期人们早晨起床洗漱后，在朝食前吃小食，曰“寒具”，跟现在的早餐差不多。这应该是一日两餐向一日三餐的过渡。到东汉时期，一日三餐制基本形成。东汉末年儒家学者郑玄在为《论语·乡党》中“不时不食”做注时说，“不时”为“非朝、夕、日中时”，说明东汉已经以朝、日中、夕为吃饭的时间，大体上与现代的一日三餐时间相吻合。汉之后，一日两餐逐渐变为普遍的一日三餐，且有了早、中、晚饭的称谓。到了唐代，早餐的“寒具”开始被称作点心。但一日三餐真正得到普遍推广，则是到了宋朝。从实质上讲，一日三餐生活习惯的形成，不仅体现了等级用餐制度宣告废除，也说明经济真正实现了繁荣——只有粮食充足了，才能供得起老百姓一日三餐。

正是三餐制的推行，促进了两宋都市餐饮业的快速发展。南宋进士林洪所著《山家清供》写到了宋代都市餐饮业的繁荣：宋代的酒楼即有了“顾客至上”的经营理念，客人就餐，“不问何人”，一视同仁。店内干净整洁，餐具考究，新鲜瓜果蔬菜丰富，还开启了延伸服务——“快餐业务”和“跑腿代购业务”。比如，客人要求尽快吃完赶路，酒楼就先上“盖浇饭”之类的主食；倘若客人想吃别家的点心，酒楼会派店小二去帮忙买。一句话，宋朝的酒楼已经有了相当周全的服务。

北宋画家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呈现了当时汴京的繁华景象：游人络绎不绝，酒楼、茶馆、饭店、食店和食摊随处可见，佐证了宋代餐饮业的发展状况。

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农业生产依然落后，因粮食短缺，相当一部分农民不得不改为一日两餐。成年后，尚学民曾多次思考过这个问题：一天少一顿，相当于节省三分之一的食物，一个五六口人的家庭， 一年下来也是相当可观的量，同时还可以节省柴火。这对于长年以庄稼秸秆、干草、树叶等为主要燃料的农户，也是一项不小的节余。柴火是那个年代的大事。到现在他还记得雨天里烧潮湿的柴草被呛得喉咙难受、眼睛流泪的痛苦。

那个年代，绝大多数人家吃饭是没有饭桌的。有的人家，天冷时候围在锅台、炕头边，天暖和了就围蹲在院子里树荫下。菜盛在瓦盆里或瓷碗里，放在锅台上或一家人中间。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家，并不围在一起吃饭，而是各人吃各人的，相当于“分餐制”：端起碗，在菜盆里夹一些菜放在碗边，端碗的手里夹一个窝窝头或是一块煮红薯，随便蹲在哪里自顾自地吃。也有不少人去胡同口或者大街上的“饭场”吃饭。中原北部农村几乎村村都有饭场，煞是壮观，十几人乃至几十人，端着饭碗， 或靠墙根、大树蹲着，或坐在随身携带的马扎上，也有趁着坡沿席地而坐的，还有站着的，大家边吃饭边聊天，一幅其乐融融的情景。大家的碗里几乎全是粗粮，没有谁觉得难为情，家家户户都是这样，谁也不笑话谁。

大概是家庭的传承原因，尚学民从记事起，都是一家人围坐在吃饭桌前一起吃饭。吃饭桌，如今豫北乡村大部分家庭还在用，与茶几高低差不多，桌面约一米见方，基本是小一号、低一截的八仙桌。配套的小矮凳不那么整齐划一，有小椅子、小方凳，也有小马扎，还有高粱叶子编制的草墩儿，甚至直接用一截两三把粗的木头做凳子，这叫木墩儿。这种吃饭的形式就是中国人延续多年的众人围桌“会食”的传统了。

农民吃饭的分餐形式与古代所说的分餐制肯定不是一回事。农民各人端各人的碗，是条件所限，体现的是农民吃饭的随意性，有饭吃、能吃饱即可，哪有那么多讲究。古代的分餐制体现的是上层社会等级制度，一人一案，根据就餐者的身份地位呈上不同的食物，而古代平民从来没有这么多形式。

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遗址出土了一些用于饮食的木案，案面多呈长方形，长约 1 米、宽约 30 厘米，木案下方有木条做的支架，高度仅15 厘米左右。出土时，木案上还放有多种酒具。专家据此推测，4500年以前就有了以小食案进食的方式，这应该是分餐制在古代中国出现的源头。

还有专家认为，众人围坐在一起的会食制出现在唐代引进胡人的高桌、大椅之后。也就是说，高桌、大椅是中国古代饮食方式变化的重要“道具”，是它们推进了由分餐制向会食制的转变。

在豫北农村，延续很久的庭院或饭场分餐形式早已消失，绝大部分农户都有了专门供吃饭使用的吃饭桌，“分餐”变成了“会食”。这应该也是一种社会文明的进步吧。“会食”只是形式，饭菜内容才是关键。与大多数街坊邻居相比， 尚家的饭菜还是稍稍好那么一点点的：早晚饭除了自制的咸菜和酱豆， 大多时候会调个凉拌菜，蔬菜的品种倒是不少，黄瓜、菜瓜、茄子、洋葱、小葱、白菜、白萝卜、豆角、丝瓜、冬瓜、南瓜等，很多都是生拌， 切好放点盐即成。不能生吃的，就焯水煮熟，再加盐。炒菜的时候很少， 除了缺食用油，锅灶也不方便——那时候农村很多人家都只有一个锅灶，炒菜的小铁锅用得少，用几块砖支着，看上去就是临时的。

那个年代，乡村的孩子也是很苦的，不仅食物匮乏，还要帮助家长做家务、干农活。尚学民是老大，从七八岁开始，上学之余还需要做以下活计：带弟弟妹妹，割草，做饭。此外，麦收季节要跟着老师去地里拾麦；秋收季节跟着母亲到地里锛玉蜀黍茬；跟着母亲去地里溜红薯；帮助父母把大堆的红薯下到地窨里；参与加工红薯干；等等。还有一些不确定的活计， 比如用平车把粮食送到磨坊磨面、磨糁。

中小学生拾麦，是“必修课”。夏收秋收时候，学校是要组织学生参加生产劳动的。低年级的学生做诸如拾麦、摘棉花等这样力所能及的活，高年级的学生则可以参加割麦、杀玉蜀黍、锄地。农忙时节，大人小孩都得上地，谁也别想在家里歇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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