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粮北调”到“北粮南运”

2019年12月31日，京杭运河浙江段全长约33.9公里的三级航道整治工程通过验收。这标志着，拥有2500余年历史、曾经长期肩负着全国漕运重要使命的京杭运河，如今又以崭新的姿态进入综合运输体系， 成为连接长江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内河水运主通道。

纵贯我国东部平原，联通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的古代南北交通大动脉大运河，曾被各个王朝作为调剂物资、将漕粮转运到全国大部分地区的主要运输通道，为我国“南粮北调”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京杭大运河畔，有两个著名的粮仓：一个是始建于清代光绪年间、位于杭州市霞湾巷的清代国家战略粮食储备仓库——富义仓，这是南粮北调的始发站；另一个是明清两代的皇家粮仓——南新仓，位于北京东四十条桥西南角，这是南粮北调的终点站。当时，素有“北有南新仓， 南有富义仓”之说，它们共同见证了京杭大运河“南粮北调”的兴盛与衰落。

长期以来，我国的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特点决定了“南粮北运”的粮食生产区域格局，南方地区的粮食产量远远高于北方地区。

北宋时，官方有“苏常熟，天下足”的说法。“苏常”即当时的苏州与常州两府。到了明清，又有“湖广熟，天下足”的民谚。“湖广”是元明时期的一个行省，辖区即现在的湖南、湖北。无论是“苏常”还是“湖广”，均在人们常说的“鱼米之乡”区域。

“鱼米之乡”指的是三峡以东的长江中下游沿岸带状平原，主要由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鄱阳湖平原、皖苏沿江平原、里下河平原及长江三角洲平原等6块平原组成，西起巫山东麓，东到黄海、东海之滨， 南至江南丘陵及钱塘江、杭州湾以北沿江平原，北接桐柏山、大别山南麓及黄淮平原，东西长约1000公里，南北宽100至400公里，总面积约20万平方公里，跨越鄂、湘、赣、皖、苏、浙、沪等 7 省市。三国两晋时期，这里初步开发之后，逐渐成为我国举足轻重的粮食生产区。

历史上还曾有“天府之国”的说法。秦朝时，关中平原因修筑了郑国渠，粮食丰足，《战国策·秦策》如此描述这一区域：“大王之国……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 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到了三国时期，“天府之国”成为蜀地的美誉。诸葛亮在草庐对策中说：“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当时的益州，包括现在的四川、重庆、云南、贵州、陕西汉中大部分地区以及缅甸北部，湖北、湖南小部分，治所在蜀郡的成都。包括“鱼米之乡”与“天府之国”在内的南方地区，长期以来是支撑我国粮食生产的“脊梁”，向北方输入大量的粮食。据记载，明朝京杭大运河从南向北运粮的漕船达9000多艘，清朝每年从南方征收北运的漕粮多达400万石。

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粮食生产的总量大部分还来源于黄河以南（包括黄淮海地区）。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粮食生产格局逐渐发生变化，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生产区域逐渐由南方向北方转移，呈现“南退北进” 的趋势。比如，玉米种植面积，长江中下游以南的省份不断减少，而北方的春玉米种植区域增幅较大。与此同时，南方早稻种植面积下降，总产量减少，而华北、东北地区水稻种植面积却大幅扩大。

在计划经济时期，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和浙江、广东等东部沿海地区都是中国的粮食主产区。改革开放以后，这些地区率先成为市场化、国际化、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推进的区域，大量的粮田转为工业和城镇建设用地，再加上外向型农业和高效经济作物的发展，使得这些地区的粮食种植面积锐减。同时，随着市场化、国际化、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这些地区成为吸纳中西部外来劳动力的主要区域，也成为中央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地。比如广东省，是全国最大的劳动力吸纳地，吸纳了湖南、四川、江西、重庆、湖北、贵州、河南等中西部地区跨省流动的大量劳动力，占到了全国的三分之一以上，而且90%以上的流动人口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广东省财政收入总量连续20年居全国首位，2010年中央财政收入的12%来源于广东省。耕地的减少和人口的增加必然使这些市场化、国际化、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推进的地区退出粮食主产区的行列。

在过去的30余年中，曾经的“鱼米之乡”及东南沿海各省变成了现代的工业城区，昔日的“湖广”之地、“鱼米之乡”、“天府之国” 等传统的粮食生产区，粮食贡献率逐年下降，成为目前全国最大的粮食主销区和流入地。而那些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则承担起粮食主产区的重任。特别是东北三省，粮食生产的优势日益突出，仅黑龙江省，粮食增产就占到了全国增产总量的50%以上。东北三省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粮食主产区和粮食输出地，至2008年，北方粮食生产已全面超越南方，面积和产量分别占全国的54.79和53.44%，南方粮食面积与产量占全国的份额则减45.21%和46.56%。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的研究结果，在1990年至2010年间，我国粮食的供求格局大致情况为：粮食供给有余的主要有东北区（黑龙江、吉林和辽宁）、冀鲁豫区（河北、山东、河南），供给平衡略有余的有长江区（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和西北区（甘肃、内蒙古、宁夏、山西、陕西、新疆），供给不足的主要有东南区（福建、广东、海南、江苏、上海、浙江）、京津区（北京、天津）、青藏区（青海、西藏）和西南区（广西、贵州、四川、云南、重庆）。其中，东北区、冀鲁豫区在全国粮食安全保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东南区、京津区则相反，供求失衡日益严重，自给能力不断下降。这种分化最终导致了“南粮北调”向“北粮南运”的转变，而且这一格局在进一步增强。如今江南“鱼米之乡”的餐桌上，东北米的比例越来越高。

2004年以来，全国91%的粮食增量、75%的粮食产量、80%以上的商品粮、90%以上的调出量来自13个粮食主产省。尤其是黑龙江、吉林、内蒙古、辽宁等北方省区，粮食增产显著，东北地区已成为粳稻、玉米等商品粮的供应地，成了我国粮食的“蓄水池”和“稳压器”。

根据《中国经济周刊》按照人均粮食消费量400公斤计算出的2012年各省粮食自给率，最高的是黑龙江，自给率高达375%，接下来依次是吉林、内蒙古、河南、宁夏、新疆、安徽等，有16个省份的自给率大于100%。按照计算结果，自给率明显超过100%的省份为主产区， 自给率大约为100%的省份为平衡区，自给率明显小于100%的省份为主销区。但这个划分标准并不绝对准确，像自给率超过100%的宁夏、新疆和甘肃，人口较少，粮食总产量也很低，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粮食主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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