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法章

说来也许让人难以置信，曾几何时，能吃上一碗“病号饭”曾经是我常常萌动于心的美好愿望。

上世纪80年代初，人们的生活已逐步好转，而部队却要响应“军队要忍耐”的号召，在“忍耐”中艰难前行。随着物价飞涨，军人的待遇也在每况愈下。那时我尚在东北某地一所海军院校学习，虽然在同班战士学员中，我的津贴费相对较高（因兵龄长），但也不过区区十几元钱。而每天的伙食标准更是低之又低——每人每天不足五毛钱。那时部队有规定：当地盛产什么样的粮食作物，部队就吃什么样的主食。这叫作“入乡随俗”。东北地区主产玉米、高粱，于是玉米、高粱便成为我们一日三餐虽不受欢迎却又挥之不去的“常客”。半稀不稠的高粱米饭配上少见荤腥的水煮白菜，常常使我们这些大多来自南方沿海地区的学员们兴味索然。

知道学校食堂还有“病号饭”这一稀有品种是在某一天的中午。那天中午，大家的饭桌上依然是水煮白菜和一盆高粱米饭。而同班同学王正却端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在那里大快朵颐，大家纷纷露出艳羡的目光。其实王正碗里的面条也不过是一撮挂面外加一点葱花而已，但在那个年代，这一碗面条无疑于是让人垂涎欲滴的上等佳肴。

后来得知，只有患了感冒的学员才有资格享用一碗用挂面做成的“病号饭”。于是，有一天我自作聪明地找到学校门诊部的医生，想让她开一张感冒证明，以便能吃上一碗“病号饭”。医生姓黑，人呼“老黑”。老黑人如其名，不但脸长面黑，而且不苟言笑。黑医生板着一副黑脸，随手扔过来一支体温计：“先量体温！”我只得怀着鬼胎，极不情愿又无可奈何地把体温计夹在腋窝。几分钟后，黑医生瞥了一眼体温计，黑脸一拉，似乎显得更长更黑了：“三十六度五，没感冒！”精心设计的“骗局”竟被黑脸医生一举识破，心中悻然，却又不甘。那时虽然学校伙食极差，但由于年纪轻轻、身体倍儿棒，想得个感冒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数九寒天的东北，穿上厚厚的棉衣尚显温暖不足，而自己却偏偏穿得单薄。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总算把自己弄成了感冒，因而也终于如愿吃上了几顿“病号饭”。但接连几天的感冒症状却又把我折腾得够呛：鼻孔里像有两条潺潺小溪肆意流淌，昏头涨脑，举步维艰，要多难受有多难受。等好不容易恢复了健康，却又好了疮疤忘了疼，每过一段时日，竟故伎重演，如此往复，恶性循环，最后竟让自己患上了疑难杂症——慢性咽炎和过敏性鼻炎，每天吭吭哈哈，人未到咳嗽之声先闻，鼻子同样饱受折磨，每日揪扯无数，苦不堪言。记得有一年去福建沿海前线部队蹲点，晚上潜伏岸边抓捕敌特，嗓子奇痒，只得靠冰糖和姜片救急，一个晚上下来，人像害了一场大病，浑身疲软……

一次，数年不见的一位军校同学前来家中做客，直呼要吃“病号饭”，妻子不解，我笑而作答：“病号饭”者，面条也！吃着妻子亲手做的手擀面，同学大呼“过瘾”。席间忆起在美丽的海滨城市度过的两年苦行僧式的军校生活，竟一致认为“病号饭”是我们的最爱，留下的印象也最为深刻。

有一年夏天我到东北出差，特意驻足已离别多年的母校。军校食堂的烟囱依旧矗立在原处，门诊部的红楼依然掩映在斑驳的槐影之中，只是常给我开“病号饭”的黑医生不知去了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