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新立

童年记忆中的乡村，各种信息极其闭塞，文化活动更是匮乏苍白。电影极少看到,电视机录音机更没见过。为了打发寂寞且不安分的日子，我和许多农家少年一样,特别喜欢听人说书。说书人演唱的《薛仁贵征东》《罗通扫北》《杨门女将》等传统书目，后来都在不自觉中成为我最早的文学启蒙。

那时候，说书的地点大多选在村子中间的槐树下或村子旁边的晒场上，到了冬天则挪到生产队的牛屋里。我清楚地记得，天刚擦黑，村里的老少爷儿们就有人搬着椅凳到说书场里占地方，孩子们则一趟趟跑到当晚管饭的农户家门口，去打探说书先生是否已经吃完喝好。大家来回跑动着，尖叫着传递信息。终于，在一群孩子簇拥下，说书先生正式登场了。其中，会有一个孩子昂首挺胸走在前面，嘴里高喊着：“让开，让开!先生来了!”俨然一副“御前侍卫”的派头。这时，早已等待多时的老少爷儿们，都会投来一双双暖心的“注目礼”。

说书先生坐定后，有人帮着支好牛皮鼓，有人给他敬一支烟，递一杯茶。说书先生稳稳地坐着喝茶抽烟，和身边的大人低声说笑，孩子们嘁嘁喳喳涌到前边，想摸一摸那红彤彤的牛皮大鼓，又不敢伸手，大家推搡着、嚷嚷着、相互嘻笑着，刚才还平静如水的说书场，再无一刻安静。

过了一会儿，说书先生放下茶碗，掏出衣袋里两块乌黑油亮的简板，左手持板，右手拿鼓槌，互相配合着极有节奏地敲打起来，却不唱。大家知道这是在等生产队里的“头面人物”哩！于是，大家便纷纷扭头四处搜寻，看队长会计来了没有，看管饭者家里人来齐没有。若是这些人都到了，说书先生就会照例胡诌几句牛头不对马嘴的歪诗，算作当晚正式说书前的开场白，比如:

颠倒话，话颠倒，石榴树上结樱桃。

东西大路南北走，抬头碰见人咬狗。

拿住狗，打砖头，砖头咬住狗的手。

再不然，就是手打简板，拉着长腔念道：“说书不说书，先学习一条毛主席语录！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就这样，在热烈的气氛中,说书先生便拖腔吊板唱起来。

一般来说，说书先生是一人一个调儿。高亢的，声若洪钟；细脆的，燕语莺声；声音低沉的，说起话来瓮声瓮气；声音细腻的，说不尽的温柔娇媚。当然，像经常到我们村子里说书的刘瞎子，尽管声音沙哑，依然很受全村人的欢迎。一是因为他会说的书最多，二是他的徒弟多、在说书圈子里威望最高，三是他说书的味儿最特别。听大人们讲，这个刘瞎子年轻时声音最亮。有一次，他去城里说书时，得罪了财主，便使人在他喝的茶里放上了耳屎，从那以后他的嗓子就哑了。知道这个消息后，我有些愤愤不平，曾亲自找到刘瞎子恨恨地问他，你吃那么大的亏，就没想着去找那人算账？刘瞎子一声长叹，我是一个说书的瞎子，能有啥办法为自己出口气呢？

刘瞎子说书，声音虽然不美气，但常常让人听得入迷。他不大爱细述打斗时双方各自的法宝招数，特别喜欢描述人在苦难中的悲惨之状。他摹拟悲伤者哭泣时，声音悲悲切切如泣如诉。有时，我会认真地盯着他那核桃壳一样的老脸，以为他会泪如雨下，但月光下，只见那凹陷的眼窝像干裂了沟的泥坑，半点泪水也没有。听四下里一片唏嘘，扭头发现听书的乡亲们脸上早挂上了泪花，都在悄悄擦拭呢。这位刘瞎子，硬是用不美气的嗓子唱得大人们都为那些古人泪流不止。

曾记得，随着惊堂木的一声脆响，所有听众都停止闲聊，人人托着下巴等待刘瞎子开口。这时的刘瞎子，一手抡着鼓槌，一手打着快板，双眼微微眯着，一串串说辞如春雨般尽情地滋润着听众的心田。在他生动的说唱中，有刀光剑影，侠肝义胆仗剑走天涯；有书生漂泊，踏破铁鞋仍找不到归宿；有黄粱一梦，梦醒了只剩孤身一人；也有诸国纷争，八方围城终不破。那一幕幕生动的情景让人终生难忘。

后来上面派人来，不让刘瞎子说古书了，说那是“封建余孽”，并没收了刘瞎子和其他说书先生的鼓板，然后，再从中挑一些说书先生组成新时期“文艺宣传队”，通过他们的吹拉弹唱，纵情歌颂新社会新风尚。我清楚地记得，在生产队光滑如镜的大晒场上，两个大夜壶灌上煤油做成的灯，照得周围一片通明。此时，昔日的几位说书先生，在众人层层围观下，有的操胡琴，有的打小鼓，有的敲铜锣，每人嘴里都呜里哇啦地唱出一些时髦且新鲜的歌词。

上世纪90年代初，说书之艺在古老的乡村犹如落日余晖，渐渐失去了原有的光华。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的我再也听不到小时候的说书声，我们的孩子更是听不到了，电脑、手机已经完全占领了他们的视觉空间。但是，作为我们这一代人，在喧嚣退尽的夜晚，仍会常常想念诞生在那个特殊时代的说书人。正是这些寒贫的说书先生们，给过去那段灰暗的生活增添了独特的欢乐，在少年们心上种上了英雄的种子，使它在以后的岁月慢慢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