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振国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呼唤伯乐的韩愈不会知道，200年后出现了一位史上最牛伯乐欧阳修，《宋史》说他：“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就是说欧阳修提携人才到了迫不及待的程度，并且经他提携过的人都成了名人。

欧阳修是北宋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是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曾合修《新唐书》，独修《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在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为官，历任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兵部尚书等要职。

庆历初年，青年才俊曾巩给文坛大牛欧阳修写了一封自荐信，并献上自己论时政的杂文数篇。欧阳修看了曾巩的文章，非常赏识他的才情和政见，并写了回信，予以勉励。曾巩虽擅长古文策论，其质朴的文风与应举时文却有点格格不入，故屡试不第。欧阳修为此特撰《送曾巩秀才序》，为其不平，为其扬名，并把曾巩收为弟子，亲自教导。嘉祐二年，即公元1057年，38岁的曾巩终于进士及第，他的两个弟弟曾布曾牟，妹夫王无咎，也同榜高中。

嘉祐二年那场大考，宋仁宗任命翰林学士欧阳修担任主考官，实有正文风选真才的考量。当时文坛流行太学体，文风浮华而又怪僻，科举选贤也深受影响。力主平实文风的欧阳修敢于担当、慧眼独具、排除干扰，从约40万考生中，录取进士388名，选拔了一批文风务实、有真才实学的优秀人才，这些人后来在北宋中后期政界、思想界、文学界可谓各领风骚，其中有唐宋八大家中的苏轼、苏辙、曾巩，有理学名士程颢、张载、吕大钧，而官居相位的就有9人，他们是王韶、苏辙、曾布等，有24人在《宋史》中有传，所以这一届进士榜，被誉为千年科举第一榜，而作为主考官的欧阳修，自然也堪称千年主考第一人。按当时惯例，礼部考试结束，考取者都要手持门生帖拜师，这样欧阳修与这些新科进士们也便有了实际上的师生名分。

与欧阳修有师生之谊，或者说被欧阳修发现或扶掖过的名人，还有苏洵、王安石、司马光和“守成良相”吕公著等。

苏洵发愤较晚，科举不第，没有上辈荫封的他便托请朋友举荐入仕。欧阳修在看了朋友推荐给他的苏洵的《衡论》《权书》《几策》后赞不绝口，遂给仁宗皇帝写了一封《荐布衣苏洵状》，还将他的文章推荐给宰相韩琦等公卿士大夫，后再经韩琦推荐，苏洵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这个职位大概就是皇家图书馆的编辑校对，品阶不高，但要求不低，没有点真本事，政审不过关，还真进不去。

王安石是曾巩的好朋友，二人来往密切，欧阳修通过曾巩认识了比自己小14岁的王安石。欧阳修很赏识对方的才华，在至和二年和嘉祐元年，即1055年和1056年，曾两度上奏折举荐王安石，还曾当面向神宗推举，说王安石有宰相之才。欧阳修逝世后，已身居相位的王安石亲自撰写祭文《祭欧阳文忠公文》，传为千古名篇。

司马光的成功也得益于欧阳修的一纸荐书。宋神宗即位之初，参知政事欧阳修上书《荐司马光札子》，说他“德行淳正，学术通明，自列侍从，久任谏诤，谠言嘉话，著在两朝。”对司马光作了很高的评价。由于欧阳修的极力推荐，宋神宗任命司马光为翰林学士，不久又升为御史中丞。

吕公著的父亲吕夷简在位时，对欧阳修多有排斥，但欧阳修举贤不避仇，出使契丹时，契丹皇帝询问宋朝学问德行之士，欧阳修首推吕公著，在《荐王安石吕公著札子》中，欧阳修称赞吕公著“富贵不染其心，利害不移其守。”后来吕公著元祐辅政当国，没让人失望。

当然，最为人所熟悉的，还是欧阳修和苏轼的故事。嘉祐二年那场考试，苏轼的文章当推第一，但主考官欧阳修有点想当然，以为文章是弟子曾巩的，为避嫌，就有意把名次往后压了压，致使苏轼与头名状元失之交臂。当录取结束，苏轼前来拜师谢恩时，欧阳修没有解释录取时的想当然，而是急切又虚心地请教起了考卷中皋陶典故的出处，没曾想苏轼不以为然地说：自己编的！而当惊诧不已的欧阳修在听了苏轼编的理由之后，不但没有责怪或追究苏轼，反而对人说：“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后来，欧阳修在给梅尧臣的书信中坦言：“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他出一头地也。”还在一次和儿子的谈话中说，三十年后，世人不记得他，但会记得苏轼。在此后的岁月中，苏轼备受欧阳修的奖掖，二人结下深厚的友谊。事实上，不但三十年后，一千多年后的今天，世人仍然记得苏轼，也仍然记得欧阳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