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富国

熙宁六年（1073年）春的一天，杭州通判苏轼到西湖游玩。美景里，他小酌几杯，挥笔写下了《湖上夜归》：“我饮不尽器，半酣味尤长。”显然，这与朝廷倡导的“国有大庆皆大宴”格格不入。

大宋建国之初，学校废顿，儒释道三教萎靡，人们的精神生活贫瘠又浅陋。饮酒，愉悦情志、和乐人群，与诗文乐舞天然结盟，这是朝廷乐于见到的场面。所以，宋太祖尝试统一管理酒、曲，诏征天下酒榷，确立“榷酤之法”，鼓动民众饮酒，倡导宴饮。皇帝醉饮，大臣狂饮，百姓畅饮，饮酒之风日盛。说实话，靠饮酒来提振国民的精神，历史上并不多见。

100多年后，正值北宋朋党之争，国力日渐衰微。36岁的苏轼，因反对新法得罪了王安石，被赶出京城，授为杭州通判。通判是知州的副手，辅佐州政，监察地方官，皇帝直接委派、直接报告，名头大于实权，是个无关疼痒的闲官。他内心郁闷，政治抱负何时才能实现？幸好，杭州景色秀丽，商业发达，游人如织，笙歌阵阵。公差之余，苏轼游遍全城，让自己与这个世界独处。

人欲的放纵，往往导致人性的堕落，大量宴饮，浮华腐化着人心。苏轼深知：不饮酒，情何以堪？少喝些，量小兴浓，对起了朝廷，也顾及自己的身体。“少年望见酒盏而醉”，他以“畏酒人”自居，却常常把盏为乐，“偶得酒中趣，空杯亦常持”。一来二往，饮酒情趣见长，自嘲用最小的蕉叶杯，也能饮上三四杯。他用儒家的中庸提升修为，陶醉在微醺里：半酣的失态，欲藏而无处藏。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如此自揭疮疤，只有率真的苏轼。他力行雅饮，推崇雅事，引领了宋朝尚雅风尚，赋予了这个时代最极致的美：撇去浮华，归于平淡，沉淀时光中最纯粹的内在美。

是的，苏轼自幼诵读佛经。到了杭州，他入寺参禅，拜访隐匿湖山的古刹高僧，焚一炉清香，捧一壶山泉茗茶，静听山林轻籁，晨昏松间竹畔漫步；夜深人静时，与一二知己相偕石桥，清谈佛理禅心。“年来渐识幽居味，思与高人对榻论”，愈加体会到生命的无常。尚儒的苏轼，开启了尚佛、尚道的人生，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敢于承担社会责任。饱经忧患拂逆，他的人性更加温和厚道，弥补了那个时代的空缺。

异常尖锐的矛盾里，他竟如此和谐。尽管在宦海中沉浮，他奉儒而不迂腐，好道而不弃世，儒家的坚韧里，不乏禅者的洒脱、老道的逍遥，能随缘自适、淡泊名利、返璞归真，又能“人生安为乐，吾策殊未良”。长醒中偶尔微醺，可以披上日月的光辉，点亮天真淳朴、悲天悯人的天性，迸发智慧之光和赤子之热。他留下札记、遗墨、私人书信近百万字，记现实，述生活，开启了现实主义文风的新时代。李白独饮，酒的神奇羽化了他，“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一弯明月吸走了他的魂魄；苏东坡爱酒，却不沉溺，酒至半酣，他呐喊，“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

横溢的才华没有辜负苏轼的修为。我曾欣赏过他的《木石图》：一枝虬屈的枯木，犹如扭曲挣扎的身躯，活力无穷，气势雄强。树脚怪石，尖峻硬实，石皴却盘旋如涡，方圆相兼，怪丑之中，似快速旋转，有飞跃之势。这画面，敏感的天性、豁达的胸襟跃然纸上，成了北宋文人墨戏的代表作。还不够，他的散文入列“唐宋八大家”，再进“韩柳欧苏”四大家；他的诗被奉为“宋诗典范”，词被誉为“为词立法”，是公认的豪放派开创者；他的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代四大家。这位旷古奇才，挥动如椽之笔，时而狂妄怪癖，时而庄严肃穆，轻松诙谐里，不乏郑重敦厚，笔端流溢出的情感之弦，奏出觉醒的忍受、恒久的坚守。

安顿好灵魂，苏轼恢复了往日的洒脱，用心体味酒的真味。“酒中真复有何好，孟生虽贤未闻道。醉时万虑一扫空，醒后纷纷如宿草。十年揩洗见真妄，石女无儿焦谷槁”，饮酒可以“万虑一扫空”，可以“见真妄”。人生在真幻之间流转，饮酒至半酣，可以移易人的心境，调适愁病，足以散痹顽、洗愁颜、“逃天刑”，可得“酒味多于泪”的真义。

听过这个说法：如果在音乐、绘画或文学上没了灵感，就用酒来催化。苏轼做到了，半酣后便可触摸到灵感的冰山一角，顿悟天人合一的美妙，要不，怎么会吟出“半酣味尤长”的佳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