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洋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两会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都是在经济发展上走在前列的城市。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这对研究人文经济学提出了要求，也为揭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文化与经济、传统与现代、传承与创新、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指明了方向。

历史传承之学

人文经济学的核心要义之一是让经济融入人文、让人文浸润经济。

文化与经济的双向互动融合自古有之，如《晋书》载“起而明之，足以经济”，《周易》云“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论语》则记载了孔子“庶—富—教”的治国“三部曲”。人口增加、物质财富增长是国家发展的基础，但国家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教化人心、修养民心，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经济繁盛、人文昌盛的美好生活图景。

在中国传统人文经济思想中，“义利之辩”可谓探讨人文教化与经济活动关联的典例。这构成研究人文经济学的一个思想起点。

“义”是道德、伦理、公义，“利”则主要指向经济利益，“义利之辩”凸显经济发展与教化进步之间的内在联系。管子提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将经济繁荣视为社会稳定和道德教化提升的物质基础。晏子认为“夫民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强调道德力量在规范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

在中国传统人文经济思想中，对人文经济学影响最为重大的是民本经济观。这构成研究人文经济学的思想支点。

民本经济观凸显政治与经济的密不可分，着眼安邦定国，体现经世济民，是一种重要的发展观。《尚书》提出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是根本遵循，具体到经济发展领域便是“富民”“养民”。

孔子进一步提出勿与民争利，宣扬“省力役，薄赋敛，则民富矣”“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等重要思想；孟子继承其思想，提出让百姓治“恒产”；黄宗羲是明清时期民本经济观发展的重要推动者，反对侵夺“民所自有之田”，主张发展保护民财。

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在坚持“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实现从“民本”到“人本”再到“以人民为中心”的飞跃。只有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

理论创新之学

人文经济学的着力点是人文与经济的璧合，其最大创见与贡献不只是建构了“人文”或“有人文”的经济学，也不只是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而是实现了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的整合互动，从而形成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合力。

第一，人文经济学是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现代化特征的具体表达与内容深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既看到了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书写出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提供了让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物质保障，也看到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大力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广泛传播，提供了让中国式现代化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把握“物质富足”“精神富有”的根本要求，摆脱传统社会“物质贫困”、现代社会“精神贫乏”的普遍困境，是人文经济学的中国特色和时代内涵。

第二，人文经济学是对“文化力量同经济力量协同发力”现代化动力的辩证考量与提炼总结。

人文经济学认为，文化不仅是一种精神现象，更是一种能够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用“助推器”“导航灯”“黏合剂”来打比方，深刻阐述了文化力量与经济力量交融互动、融合发展的关系，形象地解析了其在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人文经济学激发中国式现代化双重动力，深刻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一个民族的现代化，只有文化繁荣展示出比物质和资本更强大的力量，才能造就更大的文明进步；一个国家的进步，只有经济发展体现出持续深厚的文化品格，才能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

第三，人文经济学是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现代化目标的准确把握与深刻阐释。

现代化的进程不仅是经济增长、物质富足和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即“物”的现代化，更为根本的是“人”的现代化。现代化道路最终能否走得通、行得稳，关键要看是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人文经济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人文逻辑”内嵌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出发点，以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着力点，推动经济学“人文维度”的回归。

实践开拓之学

理论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北京、上海、苏州、杭州等地的生动实践，阐释了人文经济共生共荣的实践逻辑。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是重要因素”，到“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人文经济学的发展与实践不断深化。

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实践向度要进一步聚焦推动人、文化、经济三大要素交融互动、共同发展，成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新引擎。

第一，打破经济增长的“人文悖论”，增添社会发展的“人文韧性”。

从人文经济学视角出发，经济社会发展要“见数”“见物”更“见人”。就研究而言，相对于经济数据、数量模型，更突出人的重要性。

在中华文明的深厚基础上，我们有条件汇聚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创造人文与经济共生共荣的发展模式，使“旧邦”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新命”、高质量发展的“新路”。

新形势下，有必要让人文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源泉、衡量经济发展的新尺度，引领经济发展走向更加优质、均衡与可持续的发展，有效防范“黑天鹅”“灰犀牛”等。

第二，凝聚发展的精神动力，提升兴业的文化势能。在苏州，“文化+”旅游模式擦亮江南文化品牌，将园林、古镇、博物馆等城市特色文化挖掘成发展城市“夜经济”的富矿；在泉州，“精神+”工商业模式打响“晋江经验”样板，以“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的奋斗精神孕育、发展和壮大中国民营经济；在湘西，“非遗+”扶贫模式打开乡村振兴新思路，让当地农民过上了“守着娃，绣着花，养活自己又养家”的幸福生活。

第三，注重人文经济时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纵观历史，人文底蕴相对深厚、积淀相对丰厚的地区往往经济较为发达，但也存在速度快慢之分、质量高低之别，其中的关键在于人文经济的时代化。

举个例子，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苏州有着跨越千秋、博大精深的过往，同时也有活力十足、潮流鲜活的当下，不断形成适应时代环境的人文经济生态。

新形势下，要进一步把文化的力量转化为发展的能量，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和有力支撑。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