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法章

那是一个晚秋，我们正在地里卖力地挖着红薯，突然从生产大队部高音喇叭里传来一条消息：从1977年开始，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学生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

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的消息犹如一记春雷，让我们这些下乡知青激动不已，似乎看到了跳出农门、改变命运的希望。

我们个个跃跃欲试。然而，真正到了考前练兵的节骨眼儿上，又一个个傻了眼：1966年至1976年正是我们那一代人受教读书的大好时光，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们求知若渴、贪学好读的热情却被禁锢在几乎无书可读的荒凉中。我们的身影不是时常闪现在书声琅琅的教室，而是劳碌奔波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田间地头。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英语只学了26个字母，历史、地理等课程从未开设，就连语文课也被一篇篇流行的大批判文章所取代。更让人悲催无奈的是，由于刚刚恢复高考，上上下下准备不足，没有统一教材，更缺乏相应的高考复习大纲，迎考者一个个都在抓耳挠腮。说是复习，其实大家都像无头苍蝇一般，每天都在毫无目标地瞎碰乱撞，不知复习什么，又该如何复习。

那次高考是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自主出题。高考那天，我早早地起了床。怕惊醒熟睡中的母亲，我推开虚掩着的窑门，蹑手蹑脚地来到灶火旁。我把冒着腾腾热气的烤红薯放进挎包，那是我三天高考的全部口粮。

那一年的考生囊括了10年间历届高中毕业生，考生年龄跨度也是最大的，从稚气未脱的少年到已结婚育子的青壮年，可谓盛况空前。

考场设在离我们家近20里地的米村中学。当我们气喘吁吁步行到考点时，学校还没开门。等汗水落尽，身上又是一阵阵刺骨的寒冷。学校附近有一块麦田，地角处立放着一捆捆收割后的玉米秆。我们扒开玉米秆钻了进去，这样既能抵御风寒，又能静心备考。

那次高考，完全可以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高考试题也是全新的，因为这些试题有很多考生压根儿就没有听说过！好在我当过两年民办教师，脑海里尚存一鳞半爪文史地理方面的知识，靠着这些“三脚猫”的功夫，总算磕磕绊绊地坚持考到了最后。

记得临考前几天，我们几个考生还为猜测高考作文题目引发了一场不小的争论。有的说是《记一次深刻的思想教育》，有的说是《记一件小事》，甚至还有人一口咬定是《学好文件抓住纲》，五花八门，不一而足。我猜测的高考作文题目只有一个字《路》，并为此做了精心准备。到了高考那天，作文题目却成了《我的心飞到了毛主席纪念堂》。凭着对老人家的深切缅怀之情，我饱蘸笔墨写了一篇情感真挚的作文。而我在考前猜测的作文题目恰恰成了那一年浙江省的高考作文题目。当时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几年之后，我却从浙江参加部队高考，圆了自己的大学梦，从而拓展了自己的人生之路。如果冥冥之中有什么因缘的话，这是不是一种因缘巧合呢？

那年高考，填报志愿是在录取分数线下来之前，因而便多了一些盲目性。很多考生几乎都一窝蜂地填报了清华、北大等一些知名院校，因从小曾立下过当记者的弘誓大愿，我填报的第一志愿为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编辑记者专业，第二志愿为武汉大学哲学专业，这都是响当当的知名学府。

忽一日，在公社教委工作的赵老师骑着一辆崭新的飞鸽牌自行车，兴冲冲地来到学校，从挎包里掏出两本红彤彤的《高考预选通知书》，一本是我的，一本是在同校任教的文老师的。那一年高考录取程序是，根据考生得分情况，先由地、市预选，然后在预选考生中再由省里择优录取，程序非常严谨。那年全公社参加高考的有四五百人，在数百名考生中，仅有16人进入预选之列。我们这些预选者经过严格的政审和体检，有的被录取，有的随后接到了另外的通知：拟在第一批次录取基础上，再录取一批新生。但鉴于院校居住条件所限，该批次新生采取“走读”形式，学习和毕业分配享受与第一批次新生同等待遇。然而，我们在大城市举目无亲，居无定所，只好放弃“走读”，与大学失之交臂。

1978年冬，我带着遗憾，入伍来到浙江舟山群岛。在那些艰苦的军旅岁月里，我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梦想，并为实现自己的梦想不懈地努力着，憧憬着有一天能够跨入大学校门，成为一名令无数人倾慕的天之骄子。

经过一番坎坷的磨难，直至5年之后，我才如愿以偿，考取了海军政治学院，而考取的也正是自己第一次参加高考时所选择的专业。

转眼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也从当年的蓬勃少年成为年逾花甲的老人。如今，回忆起当年参加高考时的情景，依然感慨万千！多年来，我曾无数次地做过这样的猜想：如果在第一次高考前得到老师的及时辅导；如果自己具备了顽强的毅力并树立起必胜的信心；如果当初自己能够跳起来摘桃子，而不是选择麻木和随大流；如果……然而，人生没有如果，只有后果和结果，更没有后悔药！尽管后来我圆了大学梦，但那是在历经坎坷后的幡然醒悟，是痛定思痛中的拼力一搏，是被逼上穷途末路后的绝地反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