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立群

在我的感觉里，中国运河是从司马迁的《史记》里流出来的，流成之后的汹涌澎湃、汪洋恣肆。

司马迁青春的脚步走遍了他那个时代所能够抵达的地方。一次次地跋涉、穿越，奔腾在大地上的河渠不可能不进入他雄阔的视野。这是伟大河渠与伟大历史学家的第一次相遇，两边都蕴含着一种不可言喻的澎湃。任何智者将目光投向河渠时都会振奋，何况是司马迁的目光；只要是司马迁的目光，任何图景都会变得深远辽阔，何况是壮阔磅礴的河渠。八书之一《河渠书》列于《史记》卷二十九就成为必然；司马迁用无限的空间捕捉邈远的时间，“夏书曰：禹抑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陆行载车，水行载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桥……”就成了《河渠书》最恰当的起点。自然之“河”（黄河）与人工之“渠”（运河）在这里交织，并微缩成纹理，在司马迁的竹简上肆意流淌。司马迁对大地山川间的河渠不是做静态的描述，而是满怀激情、浓墨重彩地描绘各个时期、各色人物疏浚、开凿、治理，阐述智慧的民族化水害为水利的伟大实践，文明生成于蕴涵于这样的伟大实践中。自然之水由此流淌成人文之水、文化之水、文明之水，激荡，澎湃，汇聚成中华文明的壮美史诗。

由是，认为司马迁的《史记·河渠书》只是中国第一部水利通史是远远不够的。人类文明的曙光，首先是从水的波涛中冉冉浮现，地中海岸的古罗马文明，爱琴海边的古希腊文明，尼罗河畔的古埃及文明，恒河之滨的古印度文明，无一不是经历水的滋润而结出的硕果。而数千年唯一绵亘不断的华夏文明，也是从黄河涌天的波涛中喷薄而出。《河渠书》正是对华夏文明曙光的一次深情瞭望、描绘和由衷歌唱。

黄河之滨的魏惠王亲率子民，在荥阳成皋黄河与圃田泽（今河南中牟县东）之间奋力开筑，于邙山之间横向切出一条大沟，利用济隧河道将黄河水注入圃田泽，“自是之后，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这就是司马迁笔下的鸿沟。鸿沟，使中原地区自战国时代就突破了自然河流互不交叉、互不相通的局限，扩展通行水道，实现了更大区域内的互联互通，若干小的原本割据的自然环境贯通成了一个体系，并急速地转化为人文环境，形成新的自然环境、新的生态环境、新的生产环境，运河社会区域新的经济也在这种形成中形成。鸿沟，是大禹治水之后中华大地上发生的最重要的一次开掘，让黄河文明溢出大自然造化的河床，将一个超越远古的神话书写在大地上。它客观改变了中原历史样貌，丰富了中原文明形态，甚至它是一种文明的新起点，这种文明可以称作“鸿沟时代”：承续起大禹的不朽气概，开启人类奋袂而起、自觉剪裁自然、改天换地、人定胜天的历史。司马迁深刻体悟到河与文明、渠与文明的关系，以《河渠书》对华夏水文明发出第一声至高的礼赞。

公元前90年的中国河渠属于司马迁，我们能做的最多只是赏析注释；后司马迁时代的中国河渠可以读一读《大运千年》。不是说《大运千年》在思想性、艺术性、系统性特别是其历史价值上可以与《河渠书》等量齐观、相提并论，仅仅在它续写了《河渠书》之后中国河渠更壮阔、更磅礴、更多彩的历史演绎。当然，我肯定《大运千年》与《河渠书》精神上的一脉相承，那就是把河渠文明看成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把河渠文明看成是中华文明的生动展开，通过对河渠文明的书写，展示出中华文明的宝贵质地、深邃内涵、丰富形态，尤其展示出河渠文明对民族性格的塑造、对民族精神的浸染、对民族胸怀的拓展、对民族历史的镌刻，是继《河渠书》之后的一部“书河渠”。

司马迁之后约300年，《河渠书》里的河渠流进了建安七年（公元202年），曹操“以通渠积谷为备武之道”，率兵士民夫沿鸿沟古道，疏浚开筑出一条新水道，称睢阳渠。睢阳渠开浚，漕粮有济，曹军顺水推兵，于官渡大败袁绍集团，一役廓清中原。是睢阳渠焕发出的力量，吞没了北方地区最大的割据势力。魏文帝曹丕全盘接过父亲的运河遗产，更在其基础上奋力开拓进取，不遗余力，讨虏渠、千金渠、广漕渠、贾侯渠……于沙、洧、颍、汝水之间，淮河以北各支流沟通舟楫，所开运道数量之多、径流之长、影响之深，刷新《河渠书》，将一个朴素的事实书写在中原大地，颠扑不破：得中原者得天下，得运河者得中原。《河渠书》的思想精神，在河渠的历史性展开中不断呈现。

历史跨入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三月，隋帝杨广“命尚书右丞皇甫议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开通济渠”；大业四年（公元608年）春正月乙巳，河南、河北诸郡百万役丁遵旨走上筑河工地，开筑永济渠。《河渠书》时代有沟渠、沟洫、漕渠开筑，不管它们叫什么名字，主要还是以利用自然河道为主，把自然河流串联沟通起来，新开筑的河道有限；通济渠、永济渠利用自然河道已经降至辅助地位，更大规模的是人力的全新开筑，赋予“运河”新概念。华夏地貌西高东低，大江大河多自西向东归入大海，它们连结东西，沟通山海，养育民族。造化天地的大自然没有恩赐给我们纵贯南北的天然大河，在畅通东西的同时，客观上也在阻碍和屏蔽南北，影响着南北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和政治上的统一。通济渠、永济渠征服自然屏障，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以洛阳为中心，西通关中盆地，北抵河北大地，南至太湖流域，流经今京、津、陕、豫、冀、鲁、皖、苏、浙九省市，全长八千里庞大的运河系统，总长度达到中国运河的历史峰值，把中国送进了司马迁心中有笔下无的“运河文明”时代。

隋帝杨广赌上一个王朝的命运，掘出二里沟文明之气、夏商周富贵之气、河洛山川浩荡之气，以八千里的流淌，将民族、国家送进了唐王朝的历史辉煌。站在盛唐舞台中央的，不是帝王，不是贵妃，不是朝廷文武大臣，而是望春楼下的广运潭，是托举起广运潭的大运河，从《河渠书》悠久深厚的土壤里生长出的“运河文明”，第一次奉献出它的高远丰赡，呈现出它的无限可能。

尽管中国位于太平洋西岸，但古代中国事实上把自己当作以内陆为中心的国家，与海洋文明几乎绝缘，开垦，播种，浇灌，收获，五谷丰登，周而复始，丰衣足食。运河正是这种内陆中心国家生存发展的内在需要，缺了就开挖，淤了就疏浚，以通济渠、永济渠为主动脉的大运河形成，用之漕运，用之军事，皇朝的嬗变与鼎革，运河地区的武力争夺和战争角逐也总是最为激烈。从某种意义上说，谁拥有了运河区域，谁就有了建立起稳固政治统治的基础和本钱，从而得以控驭全国。这个时期的王朝重开筑、重使用，运河就是工具，没有形成对运河制度化、长期化、细致化的维护管理，运河没有进入王朝的体内，成为王朝肌体的组成部分。至北宋，朝廷认识到“天下利害，系于水为深”，运河管理官僚体系在这样的认识中形成。这看上去只是朝廷内部构成组织的添加，背后则是对大运河理解的深化，实质是将大运河提升到了关系皇权安危、朝政稳定的高度，提升到了社会治理、经济发展、国防巩固、民生保障的高度。在这个高度上，一种国家中心的转变，在人们毫不经意中自然而然地完成了，那就是“内陆中心”国家向“运河中心”国家的转变。这种转变的重大意义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呈现。

因此，“运河”一词在宋朝得以出现顺理成章。秦汉以前，“河”就是黄河，天下大河，是黄河的专称，后来，“河”的概念有所放宽，泛指自然水道，至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三月田锡上疏：“饥馑疾病……越州最甚，萧山县三千余家逃亡，死损并尽，今并无人，其余明、杭、苏、秀等州积尸在外沙及运河两岸不少”，“运河”出现了。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八月，“淮南路滁、和、扬、楚、泗五州旱，诏发运使减运河水以灌民田，仍宽其租限。”“谁能辛苦运河里，夜与商人争往还。”（宋·姜夔：《送彭仲讷往合肥三首其一》）“运河岸，丁夫荷锸声缭乱。红莲幕府谁献言，运河泄水由函管。”（宋·刘宰：《运河行》）此后宋王朝的诏书、奏章、笔记、诗词中，“运河”遂成流行词。人工水道有了“河”的地位，与自然河流等量齐观，这是对运河意义作用在认识上的一次历史性提升，体现着对运河功能的历史性拓展，赋予了关系国计民生的更多功能，这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举足轻重。

蒙古马蹄踏过燕山，忽必烈掀翻南宋朝廷，乾坤扭转，一变中国历代王朝国都鼎立黄河流域的传统，底定燕山南麓，中国政治中心无可阻挡地离开了黄河流域，转移至中原皇帝想都没想过的北方，而作为王朝脐带的大运河，也就跟着旋转了它的流淌方向，中国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社会、生态……方方面面也都随之被改变了。鸿沟底定，横贯中原，汉河楚界，浩荡河山，托举起一个又一个王朝的兴起强盛，助力帝王梦想，中原俨然运河的王者，而王者因流淌方向的旋转彻底失去了至尊的地位，樯帆为路、波浪为程、一路豪歌、强健江山的大运河在中原历史性衰落，衰落成一袭龙骨，无情地隐埋至中州大地，在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完成对沿岸城镇街衢、村庄舍落的立体塑造之后渐隐渐深，成为山河皱褶、游荡精魂、无尽思念。这是《河渠书》始料未及的。

两千年沧海桑田，两千年天翻地覆，自身的基本框架被突破，成为历史给出的一道全新命题。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运河在中原大地上呈现出千年轮回，抑或是文明的宿命？来得必然，走得也必然，无论如何都令我们疼痛不已、追问莫名。重回云帆高张、百舸竞流的运河时代是不可能了，只能祈祷运河文明幻化成不竭的水气，氤氲不去，永远滋润中州山河。

《大运千年》直面《河渠书》之后中国河渠历史的丰富深刻、广博辽远，用一种新的文化视野观照它们的千年流淌，在宏大叙事中铺展运河的波澜壮阔，凝望历史的大开大阖、大红大紫，更以抒情的笔触，掰开一滴运河水，书写饱含其中的大喜大悲、大壮大美，在富有张力、富有节奏的语言叙说中，呈现出运河文明生成、发展、丰富的历史动感，呈现出思辨历史的思想美感。或许，这些就是《大运千年》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