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书欣

儿子高考，我的心揪成了线团，乱而悬。学校不让家长看望，怕孩子分心，但电话还是可以打的。果然，第一场语文还没开考，儿子就打来了电话。我赶紧问有什么事，儿子说没事，看到电话亭前没人，就随便打了。

儿子的一个电话，让我两天都机不离手，生怕儿子再打电话。高考结束我去接他，不自觉买了一束玫瑰带着。校门口家长聚集如潮，或身穿旗袍，或手捧鲜花，或二者兼备，都想给孩子满心的祝福。一个站在我身旁的男人更与众不同，双手举着一棵硕大的向日葵，不仅茎秆粗壮，花盘硕大，而且花边灿灿，籽粒饱满。时令的脚步才刚刚迈进6月，乡下老家栽种的向日葵还远没到开花结盘的时间，我也没见考点附近有售卖向日葵的。我怀疑男人是网购的，但这样一株一人多高的向日葵该怎么配送呢？男人自豪地说，这株向日葵是他在邻居家的蔬菜温棚里特意种植的，春节时就种上了，专门等高考结束送给女儿，一举夺魁。

为了一个信念，从冬天就开始种植希望，这个男人是多么执着与坚定！

我想起了30年前中考结束父亲接我的情景。我没有坐在高中教室听课的经历，更没有参加过高考，但我却拥有一场丝毫不逊于高考的考试。家里穷，中招填报志愿，我毫不犹豫选择了师范。考上了就能提前做个公家人端上铁饭碗。但一旦考砸，我将像两个哥哥一样一辈子土里刨食，靠天吃饭。

父亲对我的考试非常重视。头一天亲自将我送到了县城，安排了住宿，还看了考点。那时允许家长陪考，每一场考试，都有许多家长聚集在考点门口的烈日下焦急等待。父亲没有陪伴我，地里农活多，他要天天早出晚归才能把海洋一样的杂草消灭在锄头之下。东方刚刚泛白，晨曦中，我从县城的小旅馆里早早爬起来，坐在楼顶之上，默默诵读。远处，原野模糊，那里有父亲挥锄抡镐的身影。我和他，奔赴在各自的“战场”上，挥毫泼墨，挥汗如雨，栽种希望。

考试结束，父亲顶着烈日，骑自行车到县城考点门口接我。铃声响起，考生纷纷涌向校门口。在如水的潮流中，他满头汗水，踮着脚尖四下张望。

我一眼就发现了他，许多考生的眼睛也都在父亲身上逗留了一下。他穿了一件极为醒目的衣服——已几乎辨别不出什么颜色的半截袖外面又套了一件肥大的红马甲，红马甲上，还印着白色的“化肥厂”字样。那些年，父亲曾在县城的化肥厂当搬运工，红马甲是套在外面当工作服穿的。

那时，大多家长还没有用穿着或者礼物表达祝福的意识。父亲的奇特打扮，当然会吸引众多异样的目光。

我挤到父亲跟前，一脸不悦。而他还没有发现我，仍伸着脖子东张西望。

“开门红，鸿运当头！”父亲接过我的书包，表达对我的祝福。

行人匆匆，随着人流前行，已没有人注意我们，但我仍感觉有无数只眼睛盯着父亲的红马甲。而父亲，依然在不停炫耀他的奇思妙想。

“你娘还说穿这个你一眼就能认出来。”

“赶紧脱了！”我终于忍受不住，朝父亲怒吼，“扫大街呀！”

父亲愣了一下，吃惊地看着我。最终，他还是默默脱了红马甲，胡乱折了几下，垫在自行车的后座上。

我一屁股坐了上去，在父亲摇摇摆摆的骑行中，我们穿过大街小巷，向远处的村庄前进。

父亲一路没多说一句话，显然，他对我的做法有些生气。

回家后，从母亲口中得知，我考试的第一天，父亲牵着我家的牛给三叔家犁地，三婶特意抱去了一个西瓜。30多年前，西瓜还是稀罕物，父亲舍不得吃，把地犁完，连午饭都没吃，就抱着西瓜顶着烈日去了考点，顺便带着我吃顿午饭。没想到，怎么找都没有见到我。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但很多时候认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倔强固执，羞愧让我说不出口。我低了头，把夹在自行车后座上的红马甲默默取下，抖开，方方正正叠整齐递给旁边的母亲。晚上，我给父亲盛饭，父亲仍在抱怨：“这两天考试，你都不知道我和你娘的心都悬在嗓子眼上，要是……”

后面的话父亲没有再说。“面朝黄土背朝天”等不够吉利的话语，父亲想了一想，最终咽在了肚里。

30年过去了，我对父亲的愧疚一直深深埋在心底。30年来，我没有再说过此事，父亲也从未提起。但它却像一根刺，留在我的内心深处，隐隐作痛。

考试结束，我接住儿子，把鲜花递到儿子面前。向旁边看，那个男人也接到了他的女儿，正把黄灿灿的向日葵送到女儿的手中。他们都一脸喜悦。

上车时，电话响了，是父亲打来的。“接到孩子了吗？”父亲问我。“接到了，我还穿着红色的T恤。”我大声回答父亲。父亲已经80岁了，他的耳朵需要很大声才能听得到。

电话那头，是父亲爽朗的笑声。

我终于知道，无论孩子的话语多么刺人，父亲都会以一颗宽广的心把它慢慢焐热，最终消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