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左丽慧 文/图

从《耶路撒冷》到《王城如海》再到最新的《北上》，作家、《人民文学》副主编徐则臣十年间拿出的三部长篇小说题材迥异，每一部都引起了读者情感的共鸣与内心的震撼。日前，徐则臣携《北上》做客松社书店，在读者分享会前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离“个体”越来越远

出生于江苏东海的徐则臣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从家乡熟悉的“花街”到逐渐扎下根来的北京，他自身的不少经历和感受都体现在笔下的小说中，但痕迹却越来越淡。

“一个作家在写作之初，必然会把自己的生活经历带入到作品中，但随着成长，一个成熟作家的视野应该会超出自己的日常，笔触会离‘自己’越来越远。”徐则臣如是说，作品也如是呈现：在《耶路撒冷》中，作者力图为读者呈现“70后”一代人复杂的精神世界和完整立体的社会；《王城如海》中，徐则臣书写的是各个阶层眼中的 “新北京”；到了《北上》，徐则臣的笔离自己的生活更远了：时局动荡的1901年，意大利旅行冒险家沿着京杭大运河一路北上……作品时间跨越100多年，写的是自己更“不熟悉”的人和生活。

为什么要这么做？

“好的作家应该具备不断拓展自己处理不同经历的能力。这也是我对自己的期许。”徐则臣认为，只有离自身有限的个体经验越来越远，才能描绘出这个社会和世界，否则，写出的作品再多，也只是在重复。因此，在《北上》中，徐则臣挑战自己，断断续续把运河从南到北走了一遍，行程1797公里，完全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田野调查”；涉及历史、运河知识甚至文中一段菜系描写，都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研究、收集资料、专家把关等诸多环节。徐则臣自嘲写作速度并不快，但读者的认可，正是对他创作态度的肯定。

必须有人做“偏门”

作为极少反映运河文化的作品，《北上》推出后不免会引起人们的好奇：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题材？

“其实，我从1997年开始写小说时，就写到运河了。‘花街’就是运河边真实存在的地名，也是我写作的重要背景，二十多年来，关于运河的方方面面一直在我的脑海里储存着、收集积累着。”徐则臣说，但真正想到以运河为主角创作一部作品，是在《耶路撒冷》完成之后，在和朋友聊天中被“点拨”的。

然而，动笔之后徐则臣才发现自己过去对运河的理解是“肤浅”的：“过去是拿望远镜看运河，现在是用放大镜凑上去看。”细看之下，徐则臣更是发现了运河文化的意义和重要。

“必须有人去做‘偏门’，尤其是在运河文化在当下不被大众认知的情况下。”徐则臣坦言：“写运河，不仅要写它的历史，更要写它的当下。小说起至漕运废止的1901年，结尾在2014年大运河申遗成功。这对于大运河是极有意味的两个时间节点。漕运废止100年后，我们该如何重新看待大运河？申遗成功是一个不容再回避的契机：是‘唤醒’大运河的时候了！”

阅读需要“烧脑”

徐则臣“好读书”的程度，被人称为“泡图书馆到极致”，很多人读书凭兴趣，他在校期间却按书架的陈列顺序，A架，B架，C架……从上到下，一层层、一本本挨着看。

“作家如果只看自己有兴趣的书，视野会越来越‘窄’，应该多看看不一样的、甚至阅读起来有困难的书。”徐则臣把读书称为“找虐”，不停让自己难受，而这种新的东西看多了，眼界和思路就“宽”了。

对当下如火如荼的“全民阅读”活动，徐则臣也表示出自己的肯定和支持：“任何一个‘全民’运动难免会流于形式，但我相信从形式会走向内容。对很多人而言，只有把书送到他手上才会读，因此还需要继续把这项活动开展下去，不能操之过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