陋习似乎依然照旧
近来社会上关于市民文明行为的议论频见报章,国家也出台了若干行为准则甚至要采用法律手段。看来舆论的关注是认真的,政府的决心是坚定的。
但几周时间过来了,口号声渐渐弱了下来,一切似乎依然照旧。街道依然嘈杂;行人乱穿马路没有任何改观;公众场所中人们依然毫无顾忌地喧哗。
其实,呼吁文明社会的活动,中国已经搞过许多次。从早期的“五讲四美三热爱”到现在,运动一拨又一拨,人们的文明素质却似乎变化不大。难道中国人的东方基因里已注定是不可救药的不文明人吗?当然不是。看看新加坡、香港就会明白问题绝不是出在基因上。
有些人把国人的某些不文明行为归结于经济水平的低下,那么对比一下经济相对发达的浙江农村水塘中漂流的垃圾和偏远的丽江农村清澈的水塘,就会有不同的感受。所谓的落后地区营造出来的文明环境制约着每一个人。许多老外到了中国也学会了横穿马路,同样可以说明,人的行为不同不取决于经济条件,而取决于周边所处的环境。关键问题在于,如何营造一种良好的文明社会环境?
讲文明从细微处着手
在当前的中国社会环境中,建设文明社会光靠喊口号是没有作用的,关键在于每一个行业、每一个触碰到人们生活细节的领域中采取细致而具体的行动,来引导和规范人们的行为,从细微处积累文明的因素,从量变而引发质变。把上级传达下来的文明规范变成具体的表现形式,要比多喊几遍口号,要比抽象地、宏观地、概括性地讨论文明行为实质更有效。比如,上海开私家车的白领把车内的垃圾从摇开的车窗扔到外面是那样的从容,如果美国随处可见的路上抛物罚款1000美金的黄色警示牌同样大量出现在上海街头,并配以现在已安装的高远功能摄像系统,那些白领们便要收敛许多。
有人曾说,治陋习,要有严惩。其实在许多外国城市,能够影响人们行为的途径很多,并不一定动辄拿出法律的狠招。在日本的地铁里,车窗上和车座前醒目地标志着让座和关闭手机等行为准则。新干线的车厢里非常安静,人们多数在阅读着报纸,或是静静地进入梦乡。每一个座位前均有大量乘车行为的规定,例如:将手机必须设在振动挡,接到手机的人们只能到车厢的交接处去接听电话等等。反观中国地铁和列车上,目力所及之处均被各种广告覆盖,甚至连扶手和月台的地面都不放过。我们的乘车行为准则在哪里?
可能铁路系统的领导会很委屈地说:八荣八耻的标语我们早就挂到车站门口里了。先进社会的先进之处在于将人们的行为准则从细微处纳入日常生活的每个环节。全国几十个城市都在扩建和新建机场,但是否有哪个新机场安装了像香港、日本、新加坡一样告诉站在输送带上的人们往一边站,好让其他步行的人超越的警示牌和语言提示?我们有勇气、有财力来建造让世人瞠目的鸟巢和CCTV大厦,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说拿不出安装那些警示牌和语言提示系统的经费?
如何提示人们
那么,应该如何提示人们注意一些细节呢?是否要摆出一副手拿大棒的架势,靠威胁之力去吓唬公众,以达到目的?其实,很多场合可以做得幽默和平和一些。在国内看电影,周围的人常有大声说话,虽然放映前,也时常有提醒人们关掉手机和不要窃窃私语的提示,但效果却不佳。美国的所有影院也有此类警示,比如有男低音告诉大家:“请您不要往电影里加入您的台词”,观众在会心一笑中更会自觉遵守文明规则。
即使我们不得不采取法律手段,也应在细致分析的基础上,从公平公正的角度去考虑人的需要,用保障基本需要换取对某些行为自由的放弃。像上海这样的上千万人口城市解决乱穿马路的问题并非易事,光靠一年一次的安全周无济于事。乱穿马路固然不安全,但走斑马线就一定安全吗?看看那些被不耐烦的司机们吓得乱跑的走斑马线的行人,就会知道乱穿马路的原因在于,走不走斑马线行人的风险都是一样的。只有确保斑马线上的行人权利和尊严,人们才会彻底放弃乱穿马路。法律规定司机在路口需避让在斑马线上的行人,但这种无法衡量和具体界定的提议性条文,对于车德很差的司机们是不会有任何作用的。如果像纽约一样,在闹事区一律禁止红灯时车辆右转,那么行人才会找回在看到人行道绿灯亮后过马路的绝对安全感和尊严。
从细微处仔细地查看一下我们所处的环境,做一些具体的、成本并不高的改进,中国展现给世界的除了不可思议的建筑物,还会有生活于其中的快乐感、安全感,有尊严和权利。但愿到了2008年,我们看到的不是满街的口号式标语横幅和通过短暂的管制措施等带来的暂时的有序和文明。
摘自《环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