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文井先生逝世后，我写了三首悼诗，还想写篇纪念文字却久久不知从哪儿落笔好。述德？纪行？状貌？这些一定有很多人写了。我想到了和先生聊天，把先生那些充溢智慧的隽语写出来，使世人知道先生的德操、思想、学识不也很好吗？

　　“年轻时候就没钻中国古典文化，净随着批判了。晚年了，要看看中国文化究竟是怎回事？现在时间不多了，不看小说，更不看儿童文学。要补课，补古典文化课。不然，进了地狱，阎王一考，什么都答不上来，受罪更厉害了。”

　　“日后见了阎王爷，阎王爷问朱子理学讲的是什么，我一点儿都不知道还行？”

　　上边这些话，是先生１９９３年４月２６日下午对我说的。冰心先生晚年书案上放着她读的《十三经》，文井先生也要补课，他以幽默的语言说出了耐人咀嚼的话。我送了先生一部《朱子语类》，他认真地看了。一次聊天，我提到１９７３年前后，沈从文先生和我谈到不必找《金瓶梅》，倒应找《素女经》看看，且说《西游记》开头讲石猴出世就是在说阴阳交合之理。先生大感兴趣，叫我拿了《双梅景　丛书》本《素女经》给他看。看后，他说：

　　“我看《素女经》讲的性交前的准备阶段，对进行性教育有帮助。”

　　在聊到上古性崇拜问题时，先生说：

　　“古代的‘琮’，是女性生殖器的形象。郭沫若说‘祖’是男性生殖器，我想到‘祖’、‘宗’两个字——这‘宗’就是女性生殖器。把‘祖’和‘宗’串起来作这种解释，我第一个发表是向钱世明发表的。”

　　对“琮”的用项，学界有争议，认为它是女阴象征的说法也有。而由“琮”到“宗”，又到“祖、宗”一词的出现，严先生的思考是有道理的。

　　先生对治学是谦虚、严谨的。他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我们聊佛学时，他问我《维摩诘经》的‘诘’字到底念什么？”我说：“Ｑǐ。”他点头说：“是。有人念ｊｉé，我也觉得不对。”又问及“是，非是，非非是”，他说：“这是不是哲学说的否定之否定？”我说：“不是。是讲中道，‘非是’是独立辞义，‘非“非是”’是对‘非是’的‘非’——不是‘是’，也不是‘不是’。”先生沉思地点了点头——他的思维很敏锐！

　　自１９７２年年初，我当编辑时拜识先生，一晃儿三十多年。我与先生交往中，读先生书后，我就觉得文学界一提“严文井”，就联系到“儿童文学作家”，这是欠周详的。先生应首先是当代散文大家，他的《山寺暮》等作品可证他在散文上的成就。他思维活跃，文笔流丽雅致。他告诉我：他是“小京派”，与沈从文先生有文字因缘。我看他们的文字风格确有相近处，原来我因他到过延安，以为他是鲁迅那路文风的呢。关于作家，先生说：

　　“大写家必须是思想家，没有思想的作品是不能传世的。孔子虽然述而不作，他的思想由门生辑录成《论语》。曹雪芹是大写家，《红楼梦》有思想，成了‘红学’，吃《红楼梦》的有多少人！托尔斯泰、鲁迅，都是思想家。”

　　他感慨地说：

　　“曹雪芹写《红楼梦》，不一定是当讲思想的文章写的，但读《红楼梦》能从中凿磨出思想来。如果先‘立意’，就砸了！我们的作家都是先立意而后写的，‘主题先行’，时过境迁，作品也就全完了。这也很悲惨——白花费精力写了！像过去肯定的《创业史》，如今全否！”

　　“我后悔，但也幸运。后悔过去浪费了时间，幸运的是过去幸好没时间写。”

　　先生经历了求学从文，投身革命的生活之路，可谓是阅历沧桑。晚年回首，何止“后悔”、“幸运”之慨？１９９０年９月，他嘱我为他刻了一方印，印文是他自检平生而得的四个字：“难得明白”。

　　我问严先生：“赵树理，今天为什么不提？”

　　先生说：“现在不提赵树理是事实。他的小说能宣传政策，《小二黑结婚》宣传婚姻法宣传得很好，改成戏，大家也很爱瞧。可是，你让我再看二遍，我不想看了。”

　　我问：“老舍、巴金日后在文学史上能与曹雪芹、蒲松龄并驾吗？”

　　先生笑了：“我希望你长寿，活二百五十岁，到那时候，你自会知道。我这是跟你打禅语呢。钱世明是好人，很执著，但应该学禅，不能太‘执’。但中国人又缺‘执’的精神——我这么说又变成滑头了。这就是我对钱世明的评价。”

　　先生没正面回答我的糊涂之问，他打的机锋，参透了又何必说破？哈哈：“沏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