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有宝物。年底清理阳台时，从角落里翻出四件生命之宝：一把铁锹，一根扁担，一把镰刀，还有一个当煤黑子时，下井挖煤时使用过的榔头。铁锹、扁担和镰刀，没有什么新奇的，是我修理地球和收割稻谷时用过的工具；那把榔头可与众不同，上面安着长长的木棒，一头是尖尖的铁锥，另一头是圆圆的铁锤，它是我在劳改煤矿改造时的护身之物。当我走在大山之腹时，看看煤巷顶板哪儿龇牙咧嘴，便用那木棒上的铁钩子把那危及生命的煤石钩下来，以防砸死自己和其他挖煤的“煤黑子”。木棒上的那一头也有它的用途，登山或下矿井，是握在掌心拄着当拐棍用的——两头各有各的用处，是我当年挖煤时从不离身的宝贝。

　　过去它们是宝贝，今天也还是我的珍爱之物，因为它们体躯里铭刻着中国的风云历史。记得，当我家装修完房子，装修工人撤离时，我忽然发现铁锹不见了。恍惚记得他们装修时用它搅拌过灰浆，我追踪到他们新的装修地点，去寻找我那把铁锹。去的路很远，要从朝阳区到石景山区老山附近，但我还是义无反顾地去了。工人们见我为一把铁锹跑这么远的路，觉得不可思议。工头对我道歉后，半开玩笑地说：“您来回‘打的’的车钱，能买两把新铁锹了！”其弦外之音则是：何必为一把铁锹，跑这么远的路？我不想，也没有时间告诉他们这把铁锹是从黄河之畔劳改队带回到北京来的——那不仅太花时间，而且说不清楚。扛着铁锹归来时，又发生了一个小小插曲，从西城开往朝阳区的公交车很挤，身带一把铁锹是难以上车的；即使挤上公交车，也是对乘客的失敬，因为那硬硬的木棒会碰撞别人，因而还是决定“打的”归巢。

　　一天，香港凤凰卫视来我家采访，还没有切入主题，摄像师就对阳台上这四件有悖时尚的东西发生了兴趣，将其排列整齐摄入镜头，然后才把镜头对准书房里的我。我告诉他们，我也喜欢时尚文物，比如大画家尹瘦石、娄师白、韩美林送给我的画儿，还有老北京人送给我的紫砂壶、古钱币之类的文物。但是那些艺术品与我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而二十年劳改生涯，我是依靠这几件宝物存活下来的。进入历史新时期，我能有几十本著作出炉，其中也有它们的功劳。它们能让我想起我干过的许多工种：农工、园艺工、车工、铣工、烧窑工、挖煤工，以及当时的苍凉感受；当我恢复拿笔的权利之后，每当我笔耕累了，它们还能激起我战胜疲惫的精气神儿——因为笔耕再累，也比劳改时轻松——这是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两种不同的劳动。

　　“请问，它们除去给了你写作营养之外，有没有给你留下什么难忘的故事？”

　　我举起左手弯曲的中指，告诉他们：“这是我割草时，镰刀砍断了中指的筋骨。这个永远不能再伸直的手指，让我记起知识分子低头认罪的年代；正因如此，进入历史新时期我死而复生之后，我懂得直起身腰做人。这就是这几件残破的宝物，给我上的人生大课。”

　　摘自《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