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９年的春天，我决定逃离这个地方。

　　这个省会城市少说也生活着二百万的人口，至少看起来是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在这儿我是专业作家，这算是职务，职称呢，全称是一级文学创作员，将那个员字换成家字，再将“文学创”三字省略，就可说是一级作家了。一级作家是正高，若在高校，就相当于教授。还有人说正高职称相当于干部的厅局级。

　　若真是教授，在高校之间调来调去，不是难事，作家可就没这个方便。先不说你山西的一个一级作家，到了别的省说不定连二级也够不上，就是够上了，哪儿的作家协会，也不会从外地调一个大爷进来供养着。

　　外地作协不用想了，敢想的是外地的高等院校。我当过十多年中学教员，喜欢教书这个行当。研究机构的工作也是坐在家里的时候多，跟作家协会没有太大的差别。

　　要进高校，有本学术著作才好说话。你一个作家，在人家看来肯定是桀骜不驯那路货色，没人会要的。而一个在野的学者，听起来就可爱多了，盛世哪能让遗贤在野地里风吹日晒加雨淋。

　　写什么？大学时上的历史系，平日看书最爱看的也是学问方面的书，就定下了写《李健吾传》的方案。用了三四年的时间，写出来了也要出版了。然而，一个朋友一句话就把我的兴头浇灭了，他说是，这几年高校的风气变了，调进的至少要硕士学历，博士更好，断不会因为一本书就聘一个在野之人当教授的。

　　一天忽然看到《光明日报》一篇文章，是中国社科院的党委书记翁杰明先生写的，说他们那儿怎样加强博士生的培养。我便给翁先生写信，说想考他们那儿的博士生，问还有些什么条件。不久翁先生回信说，按国家规定考生年龄的上限为四十五岁，考虑到你的情况较为特殊，可以不受此条件的限制，但外语是必须考的，可在英、日、俄三语中任选一种。我大喜过望，说干就干，去买回了几本俄语语法书，当即就勒勒地念了起来。初中高中学了六年俄语，自认为一旦捡起来，功夫下够考试过关不是难事。同时我打听清了，社科院现代文学的博导是张恩和先生，计划什么时候去张府拜谒，给未来的导师留下个好印象。这是１９９６年春天的事儿。

　　念俄语太费时间，没过多久就放弃了，不死心的仍是想去个门槛不怎么高的普通高校。我就不信我这么大的本事，连蒙带骗去不了一个差点的大学。曾应了重庆师范学院的聘，给人家说得天花乱坠，说什么若一朝聘了我，就组建一个现代文学研究室，不出数年，贵校的现代文学研究事业必巍巍然雄踞全国前列，北大复旦怕都要瞠乎其后了。人家没有信这号鬼话，只是客气地说，欢迎韩先生有时间来敝校一游。

　　也是意兴阑珊再加上恼怒不已，也是想引起各地高校注意，曾专门写了篇文章，叫《我的教授梦》，刊登在《中华读书报》上。不久便收到无锡教育学院中文系主任王咏枫先生的来信，说他们学校很快要改名为江南大学，问我可愿意来无锡任教。谁说天上不会掉馅饼？

　　几次书信往还之后，２０００年春天便与妻子去了一趟无锡，可说是应聘也可以说是考察。学校待我们真是诚心，连预备的房子都让我们看了，就在太湖边上，一百二十多平方米，三室两厅，还是二楼。陪同我们看房子的是学校人事处的一位副处长小杨。大概看着我怎么也不像个教授，一路上不停地问这问那，总想套出点什么。

　　“韩先生一定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吧？”

　　“没有，我们那儿像我这样的水平是不够格的，比我强的车载斗量！”

　　“韩先生一定跟原单位的领导关系不错吧？”

　　“谁当领导我都把他们当国家主席一样地尊敬，人家怎样看我可就不知道了。”

　　“韩先生学问这么好，怎么不去山西大学当个教授呀？”

　　“山西大学是我的母校，我的底子是在那儿打下的，再回去没啥意思。”

　　“韩先生现在还是《山西文学》的主编，要是来了我们学校，刊物怎么办呀？”

　　“我这个主编只是挂个名儿，当不当无所谓。”

　　晚上回到宾馆，跟妻子细细商议，觉得这个学校还是不太理想，一是学校规模太小，甚至比不上我上高中那所中学气派。二是看了教授们备课的地方，在一个大房间里，跟中学的教研室差不了多少。第二天见了王主任和杨副处长，问我的感受如何，我说很好，回去后考虑考虑再作决定。回来之后，再也没提这回事。

　　从１９８９年到２０００年，十一二年间，几度风雨，几度冲刺，都没能逃离山西。转眼间已到了告老还乡的年纪，我真的不知道，我没能逃离山西，是我的不幸还是这个山西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