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心目中看重的并不是“大学城”高楼大厦的新建筑，而是大学的优良传统和声誉，是学校长期形成的无形资产。

　　近来一些大学的“追星”现象愈演愈烈，它至少使高校蒙受两方面的损失——学术尊严和程序公正。

　　对人才的片面理解和宣传导致对高学历的片面追求，即使大学再扩招，也不会缓解矛盾。

　　近年来，建设“大学城”的热浪席卷全国，但根据我到过的几个大学城以及了解到的在建的大学城的情况，总觉得都不像是真正的大学城，不过是一些巨大的大学校区，或者是几所大学校区的混合体。

　　我认为，所谓大学城并不是大学范围或面积的扩大，而是一所或若干所大学与一座城市或城镇融为一体，或者一座城市、城镇依托大学发展而成。因此，大学可以充分利用城市的一切功能，不必事事都自己来办，既可以集中财力人力于教学科研，又能享受城市提供的便利和舒适条件。而城市依托于大学，不仅因此而获得稳定的居民、纳税对象、消费者、市场、客源，还提升了城市的文化品位，形成自己的特色和吸引力。像英国的剑桥、牛津，美国的哈佛（位于麻省剑桥）都是如此。又如德国的埃兰根大学，所在城市人口中大学占三分之一，西门子公司占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一为当地居民。

　　这样的大学城的好处显而易见。学校不必自办除专业以外的服务系统，师生与家属的衣食住行都可在城市解决。师生从外地往返于大学，一般都能利用城市的公共运输系统。如果城市的服务设施满足不了大学的需要，在市场经济的调节下，必定会吸引来更多的商家或服务机构。学校除了有少量宿舍和招待所外，师生的住房大多租用当地民居，有的办公室、研究用房也是租用的。城市为学生打工或实习提供了大量岗位，而相对低廉的工资降低了成本，餐馆、商店能为学生供应价廉物美的商品。学生生活在城市之中，在校期间就了解社会。学校的图书馆、博物馆、体育馆、艺术馆等设施都向社会开放，城市的公共设施也向师生开放，都提高了效率，满足了多数人的需要。大学除有几处比较集中的场所外，大多分散在城市各地，真正成为没有围墙的学校，与城市融为一体。

　　反观我们的大学城，无不是在城郊或农村圈地新建，与周围完全隔离。除了假日离校，学生整天生活在小社会中，与大社会近乎隔绝。而学校附近的居民和聚落，与大学本来就有巨大的反差，有的还因征地或拆迁的原因与学校存在矛盾，很难建立融洽的关系。

　　有的大学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在原校区积累了丰富的人文景观，在社会上有知名度。但到了拔地而起的大学城，除了新建筑外一无所有，一切从头开始，连家长也不认同。某重点大学就发生过这样的事，家长发现学生到新校区报到，坚决与校方交涉：“我们的孩子考分那么高，交的学费也不少，为什么不能进正规大学（指原来的校区），却让他到这里来？”经再三解释，他们还将信将疑，不相信这就是那所重点大学。显然，家长心目中看重的并不是高楼大厦的新建筑，而是大学的优良传统和声誉，是学校长期形成的无形资产。

　　大学追星丧失了什么

　　近来一些大学的“追星”现象愈演愈烈，大学聘高官、名流、企业家、作家、名演员、体育明星为教授，作博导，当院长，或授予学位，或破格录取。我不想全面讨论这种“追星”现象对高校的得失，但必须指出，它至少使高校蒙受两方面的损失——学术尊严和程序公正。

　　某高校为了奖励刘翔，决定给他硕博连读的资格。我本以为刘翔攻读的专业与体育有关，或许他平时的训练或比赛就是学业的一部分，那么他还有一定的优势。后来得知他读的是法学，就很为这所学校担忧。刘翔自己都承认不可能花多少时间读书，只能学到多少算多少，显然要达到法学硕士的标准也勉强。现在校方让他硕博连读，意味着他不必写硕士论文，只要修满课程并合格，就能直接写博士论文进行答辩。问题是，到２００８年下届奥运会召开前正是刘翔紧张训练和比赛的阶段，肯定不可能完全通过课程考试，更难写出法学博士论文。到时学校如果不给学位，还不如不奖励他硕博连读；如果给了，那该校的博士水平又在哪里？作为体育世界冠军，有没有法学博士学位有什么影响？博士学位能当成奖励吗？

　　稍为留意一下各校聘任名人的过程，就不难发现，往往没有经过正常的程序，或者完全出于长官意志，根本不需要什么程序。

　　还应该指出两点：大学的每一项举措，都显示了一种价值观念和社会导向，尤其是那些著名大学、重点大学。大学的做法不仅会影响大学生，还可能被社会各界、包括中小学所效法。公办大学属于国家，花着全体纳税人的钱，学校的学术声誉也属于国家，关系纳税人的利益，并非校长的私产，不能听任丧失。

　　盲目追求高学历

　　使教育雪上加霜

　　近年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蔚然成风，但对人才的片面理解和宣传却导致对高学历的片面追求。各部门还规定了相应的硬指标，要求某一级别的干部、公务员、职称、职位必须达到某一学历。党政官员和公务员求学位、职称成风，科员考大专，科长、乡长升本科，处长、县长拿硕士，厅局长、市长、省长攻博士，有些大员和主管官员还要当兼职教授或专职教授。

　　其结果，一是误导了广大家长，以为要成才，要有前途只有上大学，其实总有一部分学生不适合上大学，本来，在完成义务教育后就可以正常分流。今后再接受业余教育、在职培训。但现在都挤在上大学一座独木桥上，一些家长或学生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结果如何，可想而知。

　　二是误导了用人单位，造成人才不应有的浪费。即使是在发达国家，也不是所有职位都需要有文凭或学位，更不是都要大学毕业。但这些年在中国却到处可见超前、超高的招聘要求，本来大专生就能胜任的岗位，甚至非博士不招。另一方面，熟练工人、高级技工后继乏人，日渐紧缺，新兴的灰领难成气候。

　　三是助长了不正之风，一些腐败现象、以权谋私的手段打起了“尊重人才”、“重视教育”的旗号。党政官员纷纷在大学兼教授、研究所兼研究员，或者在下属大学中拿文凭，“读”学位。大学博导可以招收在数千里外工作的省长，公务繁忙的省长居然能按时学完课程，写出学位论文，考试合格，通过答辩。当年的“工农兵学员”只因当了主管官员，就会接到母校的“兼职教授”聘书。有的学校还将研究生班办到企业和机关，教师上门授课，附带划出考试范围圈定标准答案，以确保企业家和领导干部能成为硕士、博士。大学保送生、特招生的名额被权势人物子女垄断，不仅名额被顶替，连成绩单与品德评语都可以伪造。

　　这种片面的人才观不改变，即使大学再扩招，研究生名额再增加也不会缓解矛盾，反而会使水涨船高。

　　摘自《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