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愚谦在《社会科学报》撰文指出，中国发生巨大变化主要有六大原因：①中国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国五千年的文化文明已经深入到每个人的血液里。在中国人的思想当中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代代相传。②对“文革”汲取了足够的教训。③被思想束缚的手脚挣脱开了。邓小平提出要对外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使压抑了中国人千百年的紧箍咒放开了，这股冲劲发出了极大的威力。④得益于海外华人的帮助。中国人几千年来在儒家思想的教育下，国家观念和民族观念很重，哪怕在国外住了几百年，依然对祖国有很深的感情。中国一开放，资金滚滚而来。⑤中国有个香港，可以少走许多了解、学习西方的弯路。西方的一些好的经济管理模式、贸易经验，帮助中国人很快打开了西方贸易的大门。⑥兼容并包的文化。从汉朝开始，中国的文化大门就是敞开的。犹太人去西方２０００年，西方人排斥他们，犹太人就越来越犹太。犹太人自１３世纪始就不断进入中国，中国不排斥他们的文化，犹太人逐渐被中国吸收和熔化了。西方的三大教——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同属于一个根，但它们在教义上相互不能接受。而中国也有三大教——孔教、道教和佛教，但中国的三大教之间是和平共处的，甚至可以三教合一。

　　

　　软实力致胜

　　

　　张剑荆在《人民论坛》撰文认为，中国要发展为世界性强国，就必须重视软力量的积累和传播。要将中国影响转变为中国魅力。为此，需要解决以下两个问题。首先，中国能否吸收以往人类文明的成就，建立起一种新的、先进的文明形态？强国的竞争，不只是实力的竞争，还是文明的竞争。在国家竞争中落败的国家，往往是文明的失败。罗马帝国最终毁于野蛮人之手，经常被说成是“落后”文明依靠蛮力打败了先进文明，而真正的原因是，罗马文明从内部衰败了。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把罗马帝国的衰亡视作整个古希腊文明无法找到应对文明挑战办法的结果，这个结果，从罗马帝国建立之始就注定了：因为这个帝国在它的建立之日就已经被注定要灭亡的了。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一个统一国家的建立就是为了纠集一切力量来拖延而不是为了避免古代希腊社会的无法挽救的末运。这一事例提供的教训是，只有文明创新，才能保持不败的姿态。第二，中国能否成为国际制度的建设者？中国是目前主导的国际制度的创建者。但是，也还存在着不能完全反映中国利益的国际制度。对于这些制度，我们的态度是“参与其中，徐图改之”。“参与其中”相对容易，“徐图改之”则要困难一些。因为，国际制度是一种公共产品，它不只是符合创立者的个别利益，还要能够为别的国家创造出利益。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有超越的胸怀，需要登高望远。在这方面，美国可以成为我们的借鉴。德国评论家约瑟夫·约菲在描述美国２０世纪后半叶的制度建设时说：与以前的霸权不同，美国以公共物品提供者的身份支配着世界。总之，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同时也是一条文明和解之路。这条道路要求中华文明要成为普世文明，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汲取现有普世文明的优秀成果，并在我们的文明内部，掀起一场革命性的突破。

　　

　　和谐政府的标向

　　

　　胡穗、闵素芬在《求索》撰文指出，构建和谐社会，关键是建设一个和谐政府。和谐政府是指政府内部的结构及运行过程、政府与生态环境以及政府内外部关系总体上处于协调有序状态的现代政府，它是政府的内在和谐和外在和谐的统一，是以政府的内在和谐求得外在和谐，以政府的外在和谐促进政府的内在和谐。和谐政府的目的是使政府内外生态环境由不和谐逐步趋近和谐的状态，从而达到社会和谐的目的。因而和谐政府的标向是构建政府自身的“组织和谐”、政府环境的“生态和谐”以及政府与环境交互的“关系和谐”的政府和谐圈。政府组织和谐是指政府作为一个系统自身的和谐，主要包括政府目标和谐、政府结构和谐、政府管理和谐、政府职能和谐、政府运行机制和谐、公务员心态和谐等，它是构建和谐政府的核心；政府生态和谐包括政府营造的自然生态的和谐、社会生态的和谐、精神生态的和谐等，它是构建和谐政府的基础；政府关系和谐包括政府与执政党关系和谐、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和谐、政府与公民关系和谐等，它是构建和谐政府的关键。

　　

　　重视“递延权力”的危害性

　　

　　沈士光在《学习时报》撰文，以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昭耀的腐败案为例，分析了“递延权力”的危害性。家族侵占公共权力资源这种现象被作家周梅森称为“递延权力”。他在《绝对权力》一书中写道：“作为领导干部的权力，除了党和政府赋予的绝对权力外，还有递延权力。以前很多作品一说到反腐败，就单纯把目光盯向了领导干部，其实这种由‘下面的人’干出来的事危害也是很大的。很多时候，权力是在正派者的手中，但是通过诸如秘书、下属，甚至社会等第三者的递延，腐败便滋生了。”“递延权力”造成的危害相当大，应该引起严重关切。第一，“递延权力”实际是围绕维护私人利益展开的。由于体制、法治等方面尚未健全，在社会资源分配的过程中，有不少逐利者千方百计从各个渠道打开缺口，“递延权力”正是他们利用的途径之一。第二，“递延权力”的本质是公共权力的异化。违反了公众的意志，扭曲了公共权力人民授予的法则，从根本上颠覆了公共权力的价值理念。第三，“递延权力”严重危害了公共权力的制度环境。即使制度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在制度运行过程中，遇到不少阻力，使制度停留在文本阶段的情况并不鲜见。因此，在制度建设过程中，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是营造一个适应现代公共社会发展的制度环境。制度环境是个重要的文化观念，它包括了文化制度、观念制度和社会期待等社会深层次的因素，制约着制度的制定和运行。在某种程度上说，制度环境具有强大的约束力量，规范着人们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