绛县１０３名农民工讨要被拖欠的近１３万元工资，一直没有结果。他们向运城市委反映时，绛县副县长写下书面保证：三天之内解决，否则从县财政支出。然而，时隔一年有余，农民工工钱仍然没影。而且，该副县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时去做劝解工作，本来就是让农民工回绛县就算了，“写承诺的事儿怎么能当真？” （３月１４日《新京报》）

　　在道德体系的崩溃过程当中，国人种种应当真而不当真的行为，我们可算见得多了。多到足以麻木人的正常神经的程度，多到足以让人见怪不怪的地步。以至于我们该生气的时候，气都不知该从哪儿生了。是的，检讨一番，我们可以说，这与贯穿国人身体的文化病毒有关。这类病毒造成一些人撒谎成瘾，使得不守诺言成为生活习惯；应当真的事儿最后当成儿戏，当然也属一个人的私德问题。当一个人的伦理道德自觉变异为伦理道德在现实中的自觉扭曲，这样的个体又多到不可胜数，难免不造成整个社会道德体系的大面积塌陷。

　　常识告诉我们，当某些官员个人伦理道德率先在社会上缺失的时候，他们所谓守信的花言巧语是可疑的，其行为多不可信。但是，我们自以为已变聪明已不是傻瓜之时，对于这位绛县副县长自设的反问“写承诺的事儿怎么能当真？”还是从心理上接受不了。我们还不能不夸该副县长的“诚实”，他是言行上的率性率真之人，已真到甘当“真”小人，不当伪君子的境界。而以如此腔调耍无赖，不由我们不相信，他是在彻头彻尾地实践“承诺的事儿决不能当真”的做人原则。看来，一般人做人的道德底线，放在这位副县长身上，还是显得太高了。

　　一个掌握权柄的官员，写承诺的事儿都不当真，还会有什么样的事儿会当真？不知道。英国人斯威夫特曾说过：“说一次谎的人，很少能发现自己究竟会负多大的重荷。因为他不知道，为了说通一次谎话，不得不另外再发明二十句。”该副县长大概就是那种被谎话喂养，且会一以贯之，将谎言进行到底的人。这不是对该副县长人品猜测后乱下结论，而是一种现实逻辑：于一个写承诺都不当真的人而言，他什么样的事儿都不会当真。我们有种种的理由，惧怕这样的官员。

　　罗金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