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维斌在《人民论坛》撰文认为，我国政治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１）为经济建设确立了应有的位置，为经济发展确立了正确的方向；（２）为经济发展清除了观念、体制和机制上的障碍，为经济发展创造了宽松的环境；（３）加快制度建设，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驾护航；（４）鼓励人们创新和发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投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

　　新农村建设需处理好几个关系

　　吕东升在《决策与信息》撰文认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从指导思想和理论层面上看，正确把握和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至关重要。（１）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的关系。当前处理两者关系，关键是要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大力推进“五个一体化”：一是推进城乡发展规划一体化。要按照建立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新体制要求打破分割格局，高标准、高起点地编制城乡一体化发展规划。二是推进产业布局一体化。三是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四是推进城乡社会事业发展一体化。五是推进城乡政策一体化。（２）政府主导作用与市场机制作用的关系。（３）经济发展与其他要件的关系。生产力的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但是，发展是全面的发展。发展又是一个系统工程，受诸多要素制约，因此新农村建设必需作为系统工程来抓。（４）当前发展与长远发展的关系。当前，有必要解决好以下三个问题：一是要教育和引导基层干部群众树立艰苦创业、长期奋斗的思想，处理好当前与长远的利益关系；二是要坚持把解决农民群众最关心、最迫切的问题作为切入点；三是要建立适应新农村建设需要的干部人事工作新机制。

　　化解城市边缘人口心理冲突

　　刘伟忠在《贵州社会科学》撰文指出，当代中国的城市边缘人口主要包括两类：一是来自农村且举家长期在城市谋生者，二是城郊失地农民。由于历史与体制等原因，他们表现出强烈的边缘性特征。长期的边缘状态阻碍了他们与城市的融合，引起他们的心理冲突，进而导致与社会的冲突。城市边缘人口面临的心理冲突是社会变迁和改革开放中的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是边缘人口作为特殊的群体人格自身和外部环境冲突的直观写照。心理上的冲突必然会导致他们在行为上的非理性，这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的重要因素。因此，关注城市边缘人口的心理健康，建立健全旨在保障城市边缘人口权利的政策体系，消除他们心理困扰的种种诱因，缓解其心理冲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之意。１．改革户籍制度，给城市边缘人口合法的城市身份。２．建立健全城市边缘人口社会保障制度。３．实行城市边缘人口平等就业制度。４．成立城市边缘人口心理冲突的疏导机构。５．加强城市边缘人口的职业培训。６．将城市边缘人口纳入社区管理，形成与市民互动的社会交往网络。

　　稳步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谢建社在《广州大学学报》撰文指出，中国农民工是当代社会变迁的必然结果，农民工的社会分层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独特现象，更是中国特殊的社会背景的产物。中国农民的市民化，首先是要解决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完全意义上的农民市民化应该包括以下六个含义：一是人口城镇化，二是职业非农化，三是居住城镇化，四是思想观念市民化，五是生活消费方式城市化，六是行动参与社区化。城市化进程加快的主要条件是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通过调查研究和实证分析，我们根据经济标准、政治标准、社会标准、生活标准、价值标准、文化标准和职业标准等综合思考，将进城的农民工大体上分为五个层次：１．准市民身份的农民工。２．自我雇用的个体农民工。３．依靠打工维生的农民工。４．失业农民工。５．失地农民工。由此可见，各层次的农民工市民化的情况是很不一样的。农民工的市民化也不可能完全一致，城市化的实现必须分步进行。

　　社区转型与社区运行机制建设

　　贾秀兰在《四川大学学报》撰文指出，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转型，也必然带来社区建设模式的转型和社区运行机制的重建。社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空间单元。真正的和谐社区是一个旨在追求经济消费适度化、基层政治民主化、社区管理多元化、邻里关系和谐化、居住环境生态化，并且具有浓郁人文精神和地方文化特色的特殊地域空间。建设城市和谐社区是一项综合的系统工程，需要付出不懈的长期努力。当前应着重加快推进城市和谐社区建设及其运行机制的重建与再造，保障城市和谐社区建设的有序进行。第一，重建社区居民间相互信任的社区诚信伦理机制。第二，重建有利于降低风险的社区公共安全机制。第三，重建有助于增强社区凝聚力的社区居民参与机制和社会保障机制。第四，重建多元、互动、合作的社区综合治理机制。第五，重建有助于资源共享的跨界组织管理机制，实现社区资源的全面整合与共享，尤其应加强信息资源整合，建立社区内各相关职能部门之间的双向告知和信息互通制度，建立健全社区应急控制管理体系，最大程度地保障社区安全。第六，重建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的社区生态与文化特色机制。

　　加强对生活方式的理论研究

　　王雅林在《南京社会科学》撰文指出，生活方式成为我们时代的重要课题源于生活、生活世界在当代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因此，要提高生活方式的理论自觉，必须对生活在社会整体系统中的地位有正确的认识。传统的社会学理论没有给我们提供相关的理论资源，真正给我们留下重要理论遗产的是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但长期以来对之存在许多误读和曲解，需要我们重释和重构。在马克思经典话语所阐发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理论体系中，有一个被人们忽略了的具有统领地位的“生活的生产”结构层次，规定了生活、“生活世界”在社会发展中的本源性地位。生活方式研究在社会学理论体系和创新中将发挥重要建构作用，同时在这种建构中也将提升生活方式研究的学科化水平。第一，把以物质生产为中心的工业文明时代形成的生产本体论情结转换到生活／生产互构的理论框架上来。第二，依据新的发展实践，对已有的社会学主要范畴概念的内涵进行新的诠释。第三，适应对生活在社会发展中本源性地位认识的提高，应从日常用语和准学科概念基础上逐步提炼新的学科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