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了０．４的警戒线，表明贫富差距在拉大，收入的不平衡状况加剧。要缩小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就必须调整公共资源的配置方式。

　　■起点不平等所导致的差距，不能有意地、人为地拉大。以农民工为例，如果他们受到好的教育和训练，是企业的抢手人才，谁又会在乎其农民身份呢？

　　■推行“订单式培训”。扩大针对农村的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进一步深造，真正成为未来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的劳动力后备军。

　　

　　这里所说的公共资源，主要指财政资源。在经济起飞的初期，推动经济增长是最紧迫的任务，因而财政安排在很大程度上要考虑为投资服务的问题，包括基础设施、能源、动力、通信等方面的建设。而当经济起飞以后，进入快速、平稳增长阶段，公共资源的配置重点就应当适当调整，这不仅是由于对财政收入的持续增加使得公共资源能力上升，而且因为新的社会需求被激发出来，新的社会矛盾也产生出来。具体来说，当前我国社会资源的配置重点，应当是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方面。

　　一、公共资源配置要考虑社会公平与社会和谐

　　根据相关研究和测算，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了０．４的警戒线，表明贫富差距在拉大，收入的不平衡状况加剧。实际上，改革开放前就存在的城乡差别，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并没有得到有效的缩小，某种程度上反而加大。例如，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问题始终存在，国家从农村汲取的资源，主要用于城市化建设和工业发展。不仅如此，作为农民“命根子”的土地，在被征用过程中产生的收益，也大部分由征用者和使用者分享。因此，要缩小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就必须调整公共资源的配置方式。首先，要加大对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尽快实现农村通路、通电、通邮、通广播电视和电话，改善那里的投资环境和生活环境；其次，要扩大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逐步实现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在农村逐步铺开，同时为广大农民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完善农村的灾害救助和紧急意外救助制度；再次，要全面落实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制度，解决农村教师的待遇问题，鼓励教育资源流向农村；复次，增加农村的卫生资源，解决农民看病难和看病贵的问题，加大对农村医疗设施投入，完善农村免疫、预防和医疗体系；最后，要向农村配置文化资源。农村的投入增加了，其发展就有了基础，也就有了实现社会公平的条件。

　　在效率优先和市场自发力量的作用下，公共资源的配置很容易形成“马太效应”。而既存的政绩考评原则也对公共资源向优势领域倾斜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罗尔斯在谈到正义原则时认为，任何人都不应当因天赋或社会背景的关系而得益或受损。在平等地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基础上，即使出现了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但只要其结果能给每一个人，尤其是那些最少受惠的社会成员带来补偿利益，它们就是正义的。也就是说，起点不平等所导致的差距，不能有意地、人为地拉大。以农民工为例，其利益受侵害，往往不是其户籍身份的原因，而是与其在市场上“讨价还价的能力”（马科斯·韦伯语）偏低有关。如果他们受到好的教育和训练，是企业的抢手人才，谁又会在乎其农民身份呢？教育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是现代社会中个人收入的决定性因素。农村的教育因而成为最急迫的公共产品。

　　二、公共资源配置要考虑提高人力资源水平的需要

　　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已高速运行了二十多年，我国制造业已出现了部分产品产能过剩的现象，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势在必行。沿海地区在一段时期出现了招工难现象，主要是高级技工和熟练工人供给不足，同时由于投资者为压低企业成本，再加上制度运行成本问题，使得加工制造业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不能解决，其长期就业的动力不足。因而，必须通过公共资源配置的调整，为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创造条件。

　　首先，要把对农民的就业培训经费纳入各级政府预算。当然，就业培训仅仅是权益之计，需要考虑投入产出效益，不能为了培训而培训，而应以就业为导向。有的地方搞盲目培训，农民拿了许多资格证，但无法就业，原因就在于培训的针对性和计划性不足。应推行“订单式培训”。

　　其次，要扩大针对农村的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进一步深造，真正成为未来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的劳动力后备军。实践表明，高校扩招不能解决工业发展所需要的高级技工问题。在将大量的农村中学毕业生直接引向劳动力市场出现困难的情况下，使他们有机会提高就业能力，为未来的经济发展做好准备，就成为一种明智选择。

　　再次，要立例规范企业的岗前培训和在职培训行为。用工企业虽不是教育单位，但负有起码的培训员工的义务。要从根本上改变企业的短视思维和短期行为，真正认识到市场竞争的核心就在于人才的竞争，从而提高人力资源建设的积极性。

　　最后，要加大社会保障建设的力度，为劳动力再生产提供可靠的条件。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已初步建立，但整个“安全网”还不完善，表现在：一是覆盖面不够大，农村的医疗、养老等保障制度的建设还刚刚起步；二是保障水平有待提高。当前的重点，仍应以扩大覆盖面为主，以养老保险为基础，同时认真研究医疗保险制度中的难点，使社会安全网建立在扎实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

　　三、公共资源配置要考虑社会建设的需要

　　在经济起飞的初始阶段，公共资源主要用于改善投资环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甚至用于直接投资，以期尽快推动经济的增长，无疑具有很高的合理性。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人们的收入普遍提高，社会建设的迫切性就凸显出来。理论与实践已经反复证明，单纯的经济增长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必须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步发展，才称得上社会的进步。反过来说，如果没有社会事业的兴旺发达，经济增长也会缺乏后劲，从而丧失它的可持续性。

　　社会建设所涉及的领域很多、很广，其中也应考虑轻重缓急，不可能搞“一刀切”、平均用力。在社会建设各方面，公共资源不必、也不应当“包打天下”而应让它起到种子作用，带动民间资源的成长。例如，能否参照一些发达国家的做法，由政府资助一些社会公益组织和志愿者团体，开展诸如环境治理、保护生态、关爱弱者、心灵辅导、调解纠纷之类的活动，从而真正实现毛泽东同志所提倡的“发挥两个积极性”的目标。

　　当然，目前强调公共资源配置的重点，并不意味着它具有永恒的优先性。社会建设方面的投入，毕竟是以经济发展为前提的。因此，注意发展的协调和平衡，才是公共资源配置的根本原则。

　　李江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