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邻出示纪念册，请蒋签字，蒋即执笔书写“克俭克勤，兢兢业业”八个字，以示勉励，并赠送照片一张，作为纪念。只此一次，幼邻就不再与达官贵人接触了。据他说是见到做官的一身不自在。我说：“你父亲也做大官，你见他也不自在吗？”他说：“也不自在。当老百姓的好，只要有能力，不必求人讨生活。”这就是幼邻的志趣。以后出美留学选读经济管理，获硕士学位后即从商经营企业。

　　１９４７年幼邻曾携妻女回国，当时德邻身为北平行辕主任，要儿子做个官易如反掌，但幼邻却不愿做官，后来南京政府安排他在上海一外贸机关（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做个专员。他每日上班总觉无事可做，眼见那班纨绔子弟，拿的高薪厚禄，而又饱食终日，无所事事，那些有权势的，利用职权，私自做了不可告人的勾当。幼邻看出其中秘密，心想中国这样腐败，如何能够富强起来。后来他向父亲抗议，说不该在这种机关供职。他父亲说：“我亦感我国政府的腐败，一心想来一次变革，但当今国人不团结，个人亦无能力挽狂澜，你见过西洋发达的科学，可以通过亲自的目睹，找出改革的措施。既然你不感兴趣，那么不好勉强，随你志愿吧！”正好那时我媳妇不能适应中国生活，故住上海不到两年，就此告别祖国，携妻女先去香港营生，后去美国，使其父亲大失所望。

　　七·七事变之后不久，我几经考虑，也几经和德邻商议，才决定送儿子到美国去，当时交通尚不方便，要把唯一的儿子送到万里之外的太平洋彼岸去，且不说他平时从未离开过我，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异国如何生活得惯！就是我一旦离开儿子，也不知如何度日的，但我唯一的希望是寄托在儿子身上，希望他快快长大，希望他成为栋梁之材，又怎能捆住他在身边？那时哪个有志青年不想到外国深造呢，德邻也是早有这个打算的，但自日本侵华后，他来去匆匆，我们见面时间不多。一九三七年九月，广州天河机场被炸。广州许多华侨眷属开始纷纷出走，我们则准备回桂林，只等幼邻出国事定下来才能动身。但幼邻出国迟迟未决，有一次我竟至于对德邻发火了。我说：“幼邻去美国留学的事你管不管？如果你不管，我可以出面去管。”德邻连声说：“哪有不管之理，我是想等一位合适的人同他一道去，不然的话你我都不放心，幼邻还不到二十岁嘛。至于钱，我李德邻送个儿子留学也没本事，岂不笑话？！你不要急，如果没有合适的人送去，就让他和王逊志的大儿子同去，就看你放不放心了。”王逊志是当时广西驻广州办事处主任，他的儿子王庄为人青年有大志，我看着他长大，十分喜欢，有他做伴，我很放心。就此决定了幼邻出国之事，他一起程，我也带领一群少年子弟取道回桂林，从此在桂林居住一段较长的时间。

　　回返桂林

　　一九三七年十月，我送幼邻出国后，抗日烽火遍及全国，各大城市已不能安居，不少达官贵人都纷纷离开广州。德邻决定让我先回桂林，桂林遍布天然的防空洞。我离乡六年，思母心切，也归心似箭。跟我在广州读书的一群少儿，都已相继长大，各家父母亦多次敦促其子女回到身边，以便随时照应。我们一行多人遂分头乘车回去。

　　这次回桂林，自己已有一所像样的房子了，在外十多年，都是客居，总打算有一天要回桂林安居的，因此早托玉森叔祖（亦称八公）买下一间面积颇大的老式房子，一共为五进三开间。在我回来之前，我大哥已从乡下来住下，等着我们了。

　　我们刚住下三四天，德邻也赶回来了。这时德明大伯、德辅八哥、玉森叔公等各亲，都聚集在大公馆，为德邻接风洗尘。这次家宴是最热闹的一次了，共有八席，预祝德邻抗日出师胜利。

　　第二天一早，德邻到义学巷新居，那时我宿酒未醒，正在睡眼蒙胧，耳边听得车子声响，随后听田嫂说话声：“总司令早啊！大夫人还未起床哩，要不要我去喊醒她？”跟着听德邻说：“莫喊，莫喊，让她多睡一会，昨晚她喝酒多了点，起早她会头晕的。”

　　我连忙起来梳洗，到院子只见德邻正在看金鱼呢，他聚精会神地把那团鸡蛋面捏碎，撒在水中，看那十多尾金鱼争上水面，喋喋吞食，竟然不知我已来到身边。

　　我不禁好笑：“大清早过来做什么，难得有几天休假。”他回头看我，笑说：“做军人的起早惯了，没福睡懒觉，怎比得你！看你样子，酒还未醒得透吧？”我未答话，他随着又说开了：“哦，这屋子很不错嘛，谁规划的？这假山、金鱼池，还种下了夹竹桃、湘妃竹，够雅致的了！屋子设计还不怎么样，但在桂林是不多见的，比起大公馆那古老大屋，好多啦。听说德明要起一间大楼做生意，是不是？等几时我才能过这清闲日子，倒是你有福气啊！”随后，楼上楼下到处观看一番。